志第六十九 刑法上刑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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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第十五 客烈亦王罕桑昆札合敢不乃蛮太阳罕不月鲁克古出鲁克抄思别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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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六十九 刑法上刑律上

元之刑法,论者,谓得之仁厚,失之纵弛;是不然。蒙古初入中原,百司裁决率依金律。至世祖,始取见行格例,颁之有司,为《至元新格》。然帝临时裁决,往往以意出入增减,不尽用格例也。其后挟私用谲之吏,夤缘放效,骫法自专,是谓任意不任法,非纵弛之过也。呜乎!以世祖之仁明,成宗之宽恕,不能损益古今,权衡中外,以制一代之刑典。乃谓古今不必相沿,中外不必强同。其去整齐画一之规远矣。今博采旧闻,为《刑法志》,俾后之人有以推究其得失焉。

太祖六年,败金人于乌沙堡,得金降将郭宝玉,宝玉上言,建国之初,宜颁新令。帝从之。于是颁条画五章,如出军不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是也。是为一代制法之始。

及中原略定、州县长吏生杀任情,甚至没人妻女。耶律楚材奏曰:“囚当大辟,必待报。违者论死。”从之。

太宗即位,楚材又条便宜十八事,如:州县非奉上令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皆著为令。

六年,帝在达兰达巴之地,大会诸王、百官,颁条令曰:

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

诸入宫禁,从者男女,以十人为限。

军中十人,置一甲长,听其指挥,专擅者罪之。

其甲长以事来宫中,即置权摄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来,违者罪之。

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

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以木镞射之。百户、甲长、诸军有犯者,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罢之。

诸人或居室,或在军中,毋敢喧呼。

盗马一、二匹者,即论死。

诸人马不应绊于克□苏噜克内者,辄没与畜虎豹人。

诸妇人制济逊燕服不如法者,及妒者,乘以以骣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

宪宗时,世祖在潜邸。驻跸桓、抚二州,燕京断事官伊啰斡齐与布智儿等,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巳杖而释之。有献环刀者,乃追还杖者,手试刃斩之。帝闻而责之曰:“凡死罪,当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冤溢多矣。况已杖而复斩之。此何刑也。”布智儿惭惧不能对。

及即位,颁建元诏书内一款:“凡犯罪至死者,如府州审问狱成,便行处断,则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案牍繁冗,须臾断决,万一差误,人命至重,悔将何及。肤实哀之。今后凡有死刑,仰所在有司推问得实,具情事始末及断定招款,申宣抚司再行审复无疑,呈中书省奏闻,待报处决。”

中统四年,中书省奏准条画:鞠、勘罪囚,仰达鲁花赤、管民官一同研问,不得转委通事、必阇赤人等推勘;妇人犯罪有孕应拷及决杖笞者,须候产后百日决遣;临产者,召保听候出产二十日,复追入狱,无保及犯死罪者。令妇人入禁省视。

五年,颁立中书省诏书内一款:“诸州司县,但有疑惑,不能决断者,与随即申解本路上司,若仍有疑惑不能决者,申部,犯死罪枷杻收禁,妇人去杻,杖罪以下锁收。”又颁建都诏书内一款:“失盗,勒令当该弓手立三限收捕。如限内不获,其捕盗官,强盗停俸两月,窃盗一月外。弓手如一月不获强盗的,决一十七下,窃盗七下;两月,强盗再决二十七下,窃盗一十七下;三月,强盗再决三十七下,窃盗二十七下。如限内获贼及半者,全免本罪。

至元八年,始禁用金《泰和律》。

十一年,禁用宋鞭背黥面及诸溢刑。

十六年,御史中示崔彧言:“宪曹无法可守,是以奸人无所顾忌,宜定律令以为一代之法。”命与御史大夫月吕鲁那演议之。

二十三年,中书省臣言:“比奉旨为盗者毋碎,今窃盗数贯及佩刀微物与童幼窃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议:一犯者杖释,再犯依法配役为是。”帝曰:“朕以汉人徇私,用《泰和律》处断,致盗贼滋众,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后非详谳者,勿辄杀人。”

二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沙不丁以仓库官盗窃官粮,请依宋法黥面、断其碗。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听。

是年,命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二十八年,书成,敕刻板颁行,俾百司遵守。其刑律条件之可考者:

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

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刑部待报,申札鲁忽赤者亦同。

诸季报罪囚,当该上司,皆须详视,但有淹滞,随即举行。

其各路推官,既使专理刑名,察狱有不平者,即听推问明白,咨申本路改正。若推问已成,他司审理或有不实、不尽,听招状问实待报。若犯人翻案,家属称冤,听牒本路移推,其证验已明者,不在移推之例。

诸见禁罪囚,各处正官每月分轮检视,凡禁系不究,淹滞不决,患病不治,并囚粮依时不给者,须随时讯问,肃政廉访司依上审察。

其京师狱囚,中书省、刑部、御史台、札鲁忽赤各须委问官一员,审理冤者,辨明迟者,督催释者,断遣。

诸鞠问罪囚,必先参照元发事件,详审研穷,并用证佐追究。若事情疑似,赃伏已明,而隐匿不招者,与连职官员同署依法拷问。其指告不明,无证佐可据者,须以理推寻,不得辄加拷掠。

诸行省、行院,凡于所属,若管民官抚治不到,以致百姓逃亡,营军官镇守不严,以致盗诚滋兴,须审其所由,依理究治。

诸行院到任,取会所管地方,见有草贼起数,严谕各处军民官,各使镇守有法,招捕得宜。仍将见有起数,先行报院。每季具已未招捕起数,咨院呈省施行。

诸草贼招捕,既平之后,仍须区处得宜,严责各管官司,毋令疏失。

诸捕盗官,如能巡警尽心,使境内盗息者为上;虽有过失起数,而限内全获者为次。其因失盗,累经责罚,未获数多者为下。到选之日,考其实际,以定升降。

其江南现有草贼去处,若平治有法,另议闻奏升擢。

诸狱讼原告明白,易为穷治。官司凡受词状,即须仔细详审。若指陈不明,及无证验者,省会别具的实文状,以凭勾问。其所告情事重大,应掩捕者不拘此例。

诸狱讼之繁,婚、田为甚。其各处官司,宜使媒人通晓不应成婚之例,使牙人知买卖田宅违法之例,写状词人知应告不应告之例,仍取管不违甘给文状,以塞起讼之源。

诸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

诸词讼,若证验无疑。断例明白,而官吏看详,故有枉错者,虽事已改正,其原断情由,仍须究治。

诸官司听讼事理,自始初究问,及中间施行,至末后归结,另置簿朱销。其肃政廉访司专行照刷,无致淹滞。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而已不比附旧律也。

三十一年,刑部尚书尚文以远近禀决狱制不一。请依古律令以定宪章。不报。

元贞元年,御史台臣言:“先朝决狱,随罪轻重,笞杖异施,今止用杖,乞如旧制。”帝不允。

二年,命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等更定律令。帝谕荣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对曰:“臣所择者三百八十条,一条有该三四事者。”帝曰:“古今异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

大德五年,诏:“凡狱囚禁系,累年疑不能决者,令廉访司申省台详谳。”仍为定例。是年,定强窃盗条格:凡盗人孽畜者,取一偿九。

七年,定诸改补钞罪例:为首者杖二百有七,从者减二等;再犯,从者杖与首同。诏:凡为匿名书,辞语重者,诛之;轻者,配流;皆没其妻子。定大都南北兵马司奸盗等罪,六十七以下付本路。七十七以上,付也可札鲁忽赤。是年,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内外大小衙门官吏军民人等曰:“庆赏刑罚,国之大柄,二者不可偏废。朕自即位以来。恪遵世祖成宪。优礼臣下,期于履正奉公,以称朕怀,不务出此。若平章政事伯颜,暗都剌,右丞八都马辛等,营私纳贿,获蔽上下,以致政失其平,民受其弊。今已籍没家资,役戍边远,明正其罪。是用更张,以清庶务。以近年所定赃罪条例,互有重轻,特敕中书省集议,酌古准今,为十二章,自今伊始,凡内外有官守者,其洗心涤虑,奉职忠勤,无俾吾民重困,式符委任责成之意。“所谓十二章者,枉法五章,曰:一贯至十贯,四十七下,不满贯者,量情决断,依例除名;曰:十贯以上至二十贯,五十七下;曰:二十贯以上至三十七贯,七十七下;曰:“三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八十七下;曰:二百贯以上,一百七下。不枉法七章:一贯至二十贯,四十贯本等叙,不满贯者,量情断罪,解见任别行求仕;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五十七下,注边远一任;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六十七下,降一等;一百贯以上至一百五十贯,七十七下,降二等;一百五十贯以上至二百贯,八十七下,降三等;二百贯以上至三百贯,九十七下,降四等;三百贯以上,一百七下,除名不叙。所谓枉法者,断令有理,一受讫无理人钱物;一受讫有罪人钱物脱放;一受讫有罪人钱物,刑及无辜;一教令有罪人妄指平民,取受钱物;一违例卖官,及横差民户充仓库官、祗待、头目、乡里正等,诈取钱物。不枉法者:一,馈献率敛津助人情推收过割,因事索要勾事纸笔等钱,及仓库院务搭带分例关津批验等钱,其事多端。不能尽举;一,与钱人本宗事无理或有罪,买嘱官吏求胜脱免,虽已受赃,其事未曾枉法结绝,合从不枉法论,其赃物结没,一,与钱人本宗事无理,或买嘱官吏求胜脱免者,不论其事已末结绝及自首,俱合没官;一,与钱人本宗事虽有理,用钱买嘱官吏,要将对讼人凌虐重断,不遂其意,告发到官,即系行赇,亦合没官;一,营求勾当赃钱,及求仕人虽依理合用,当该官吏不曾刁蹬乞取行赇,疾早定夺,或不遂其意告发到官者;一,骗胁科敛等钱,畸零不能给散,或不能尽见出钱,入花名随事议设;一,与钱人本宗事有理,官吏刁蹬取受,告发到官,合给主。终元之世,科赃罪皆依十二章决罚,屡申明其制。以儆官吏焉。

八年,诏:“内郡、江南人,凡为盗黥,三次者,谪戍辽阳;诸色人及高丽三次,免黥,谪戍湖广。”未几,仍禁黥面法不用。

至大二年,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殴西僧者,截其手,詈者断其舌。此法昔所未闻,有乖国典,乞更其令。”从之。是年,申书省臣言:“律令者,治国之急务,当以时损益。世祖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谓,律令重布,未可轻议。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雠归一,遵而行之。”未几,尚书省臣又言:“国家地广人众,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后不一,执法之吏轻重任意。请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并从之。于是刑律之出入抵牾者,始稍稍改正云。

仁宗即位,又命右丞相阿散,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刘正等,择开国以来法制事例,汇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经纬于格例之间,非内外职守所急者,亦时载之,名曰别敕。延祐三年,书成,敕抠密院、御史台、翰林国史、集贤院诸臣相与是正之。至治三年,又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札鲁忽赤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等,就前书而损益之,名曰《大元通制》,仍取延祐二年以后所未类者附著焉。凡诏制为条九十四,条格为条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断例为条七百一十有七,令类五百七十有七,共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其类二十有一:曰名例,曰卫禁,曰职制,曰祭令,曰学规,曰军律,曰户婚,曰食货,曰十恶,曰奸非,曰盗贼,曰诈端,曰诉讼,曰斗殴,曰杀伤,曰禁令,曰杂犯,曰捕亡,曰恤刑,曰平反,曰赎刑。

名例为法之本:一曰五刑,笞刑六,自七下至五十七,每十为一等加减;杖刑五,自六十七至一百七,每十为一等加减;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七,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流刑三,二千里比徒四年,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三千里比徒五年;死刑二,斩、凌迟处死。

一曰五服:斩衰,三年子为父,妇为夫之父之类;齐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之别,为母,为夫之父母之类;大功,有九月殇七月之别,为同堂兄弟。为姑姊妹适人者之类;小功,五月,为伯叔祖父母、父母,为再从兄弟之类;缌麻,三月,为族兄弟,为族曾父母之类。

一日十恶:谋反,谓谋危社稷;谋大逆,谓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谋叛,谓叛背国从伪;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蛊毒、魇魅者;大不敬,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忌,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者;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亲,小功尊属;不义,谓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者;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

一曰八议:议亲,谓皇帝祖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大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议故,谓故旧议贤,谓有大德行议能,谓有大才业议功,谓在大功勋议贵,谓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议勤,谓有大勤劳议宾,谓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

至狱具,则有枷、杻、锁、镣、杖五者之制。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阔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杻长一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阔三寸,厚一寸。锁长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镣连环重三斤。杖长三尺二寸,毋以筋胶装钉。凡三等:笞杖,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径一分七厘;杖徒,大兴径三分二厘,小头径二分二厘;讯杖,大头径五分五厘,小头径二分二厘。决讯者,并用小头。

笞杖以七起数者:世祖建元以前,断狱皆用成数,如匿税者笞五十,犯私盗者杖七十,私宰马牛者杖一百,旧法犹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书王约言:“国朝用刑宽恕,笞杖十减其三,故笞一十减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当又加十也。”议者惮于改正,其事遂寝。

至于死刑,有斩无绞,以绞斩相去不至县绝,且从降一等言之,斩之降即为杖一百七籍流,犹有幸不至死之理焉。

延祐六年,更定诸盗例:

一,强盗持杖伤人,虽不得财,皆死。不伤人、不得财,断一百七,徒三年,但得财,断一百七,交出军。二十贯,为首者敲,为从者一百七,出军,不持杖伤人,造意为首下手者敲。不曾伤人、不得财,断八十七,徒二年。十贯以下,断九十七,徒二年半。至二十贯,断一百七,徒三年。至四十贯,为首者敲,余人断一百七,出军。

一,因盗而奸,同强盗伤人论。余人依例断罪。

一,两次作贼者,敲。

一,初犯偷盗驼、马、牛,为首者断一百七,出军;为从断九十七,徒三年。

一,盗驴骡,为首者断八十七,徒二年;为从断七十七,徒一年半。

一,盗羊猪,为首者断七十七,徒一年半;为从断七十七,徒一年。

一,盗财物三百贯以上者,断一百七,出军。一百贯以上者,断一百七,徒三年。自一百贯至四十贯,凡四等,共杖以十为差,徒以半年为差。十贯以上者,断六十七,徒一年;以下者,六十七,断放;为从者,减一等断配,以至元钞为则。已行不得财者,五十七;谋而未行者,四十七,断放。

一,曾经出军徒配再犯者,敲。

一,经断放,十贯以下者,再犯,为首者出军,为从,徒三年。

一,籍记拘检者,经五年不犯,听保甲除籍。如能告及捕获强盗者,一名减二年,二名除籍;窃盗,一名减一等,五名除籍。除籍后再犯,终身拘籍。

天历二年,更定迁徒例,凡应徒者,验所居远近,移之千里,在途遇赦,皆得放还。如不悛再犯,徙于本省不毛之地,十年无过,则量移之。其人死,妻子听归原籍。著为令。

元统元年,定妇人犯私盐罪,著为令。

后至元元年,中书员外郎陈思谦言:“强盗但伤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杀从而加功之人,与斗而杀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与私宰牛马之罪无异。是视人与牛马等也。法应加重。因奸杀者,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科奸罪,似失推明。”敕刑部改定,著为令。

二年,诏:“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骡驴者鲸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鲸,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盗诸物者,倍价偿之。”著为令。

自大德以来,窃盗依例刺断,只鲸面而已,无劓法。元之末造,欲重惩盗窃,以遏乱源,至用古肉刑之法,然无救于亡也。

赎刑之例四:诸牧民官公罪之轻者,诸职官犯夜者,诸年老七十以上者、幼十五以下不任杖责者,请罪人癃笃残疾不任杖责者。元贞元年刑都议准,每杖笞一下,拟罚赎中统钞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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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六十八 兵四

△军粮站赤急递铺弓手打捕鹰房

元初用兵四方,士卒以私财自赡,贫者助以贴户。故上元养兵之费,而兵易足。至世祖定军户之籍,凡蒙古、探马赤、汉军,皆月给米五斗、盐一斤,别以米四斗赡其家。及收宋降兵,籍为新附军,以无贴户,月给米六斗、盐一斤,所谓军人盐粮例也。

至元二十二年,中书省议:“除渐长成了军人收系充军依例外,据各军阵户病没者之妻子照勘明白,每月支粮四斗施行。”

二十四年,湖广行省言:“蒙古、汉军及新附军人,摘拔占城、云南、沿海、两广、福建等处,近者不下三五千里,话者至万余里,俱系烟瘴极边重地。凡去军人,易染疾病。况兼久戍资财罄尽,得替还家,新附地方不肯应附饮食,必因饥困骚扰居民,深为未便。”中书省议:“两广、福建、镇守军人得替还家,自起程日每日支行粮一升,至过江停罢。其余镇守军人不在此例。”是年,诏新附军人并诸色人匠停支齑菜钱。

元贞元年,湖广炮手军匠万户府言:“新附军人请以正军米六斗养瞻家人,将养家米四斗、盐一斤支付本军。”中书省奏准,从便施行。

延祐七年,诏管军官吏人等克减军人衣粮者,虽经敖免,仍追赃给主。

至病军各翼,又置安乐堂以养之。至元二十一年,诏军前息病者,令高手医工用药看治,仍仰首领官专一随时考较,验病死军人多寡,以施赏罚。至大元年,江陵路录事李贞言:“各处安乐堂,益为过往病军所置。后遇病军死者,请比照养济院事例,官为敛瘗,定立名碑,俾家人识验。实为养生葬死,无憾之一。”户部议从之。

站赤,译言驿传也,立于太宗元年,敕:诸马站、牛铺,每一百户置车十,各站有米仓,站户十,岁纳米一石,使百户一人掌之。

四年,诏诸路官并站赤人等:“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牌面文字而不给驿马者,亦罪之。若系军情急速,及送纳御用诸物,虽无牌面文字,亦验数应付车牛。”

中统元年,云州置站户,取迤南诸州站户籍内选中、上户应当。马站户,马一匹;牛站户,牛二只。不论亲、驱,每户取二丁,及家展安置于立站处。

五年,诏:“站户贫富不等,每户限田四顷,免岁斌,以供铺马祗应。”

至元元年,中书省奏:六部并为四部,据别路站赤铺坫数目,宜令本部检校,其区处条画:

一,委本户营民正官督勒臂站,照觑铺马。

一,四户养马一匹,有倒死者,验数补买。若管站者妄行科敛钱物,依条重断。

一,依验使臣分例,应付当日首思,令本站官暗偿。

一,站户买马,仰本管官先行看视,须择买肥壮者,无得听从坫户止图省价滥收。

一,管站官不得私骑站马,违者罪之。

一,遇使臣经过,宜辨验札子,毋得止验来贴关子倒换。

一,诸站牧地,管民官与本坫官打丘亩数,明示界限,勿得互相侵乱,亦不得挟势冒占民田。

一,使臣经过起数,仰总府取会,每月不过次月初十日以内申部。

一,使臣不得违例多骑铺马,及婪索站赤钱物。

一,各路站赤,委府州县达鲁花赤长官提调。

是时,良乡县马站,四月之内起至一万三千三百余匹,故省臣严为限制,颁于各路焉。

七年,省部官议定:“各路总府在域驿,设官二员,于见役人员内选用,州县驿设头目二名,如见役人就令依上任事,不系站户,则就本站马户内别行选用。除脱脱禾孙依旧外,其余见设总坫官,悉罢之。”十一月,立诸站都统领使司。往来使臣,令脱脱禾孙诘问。

八年,中书省议,“铺子马札,初用蒙古字,各处站赤未能尽识,宜绘马匹数目,复以省印社之,庶无疑惑。”因命各处取给铺马标附文籍,其马匹数付驿吏房书写毕,就左右司用墨,印给马数,自省印印讫,别行附籍发行矍印,左右司封掌。

九年,诸站都统领司言:“朝省诸司局院,及外路诸官府应差驰驿使臣所赍札子,从脱脱禾孙辨诘,无脱脱禾孙处,令总管府验之。”

十一年,令各路站赤,直隶总管府,其站户家属,令元籍州县管领。

十七年,诏:“江淮诸路增置水站。除海青使臣,及事干军务者,方许驰驿。余者自济州水站为始。兼令乘船。”

十八年,诏:“除上都、榆林迤北站赤外,不须支给官钱,验其闲剧,量增站户,协力自备首思当站。”

二十五年,腹里路分三十八处,年销祗应钱不敷,增给钞三千九百八十一锭,并元额七千一百六十九锭,总中统钞一万一千五十锭,分上下半年给。是年,命南方站户,以粮七十石出马一匹为则,或十石之下八、九户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两三户共之,免一切杂泛差役。若有纳粮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请独当站马一匹者听之。

二十九年,命通政院分官四员,整治江南四省站赤,给印与之。

三十年,江浙行省言:“各路递运站船,若止以六户供给一艘,除苗不过十四五石,力寡不能当役。请令各路除苗不过元额二十四石,自六户以上,或至十户,通融金发。”从之。

大德八年,御史台言:“各处站赤合用祗应官钱,多不依时拔降,又或数少不给,令站户轮当库子,陪备应办。莫若验使臣起数,实支官钱,所在官司依时拨降,令各站捉领收掌祗待,毋得科配小民,以为便益。”从之。

至大三年,中书省臣言:“江浙杭州驿,半年之内使人过者千二百余。有桑兀宝丁等进鸦、鹘、狮、豹,留二十七人,食肉四千二百余斤。请自今远方,以奇有百宝来者,依例进。其商人自有所献者,令自备资力。”从之。

皇庆元年,监察御史言:“燕南河北军坫人户,远年逃窜,有司不肯诣实申报,止是桩配见户包当。其各站提领百户与州县通同作弊结揽,诡名添价,贩买驴畜,营私益己。又提点官等总领亲戚退闲官吏,假借威势,依散香茶等物,致站户逃移消乏。令于部分拟定约束,官民便益。”兵部议从之。又札御史台,令廉访司严加纠治焉。

延祐五年,中书省臣言:“昨奉兵部言,各站设置提领,止受部札,行九品印,职专车马之役。所领站赤多者二三千,少者六七百户,比之军民,体非轻细。今拟各处馆驿,除令、丞外,见役提领不许交换。”从之。

七年,诏蒙古、汉人站赤依世祖旧制,归之通政院。是年,诏腹里、江南地蛄赤,令达鲁花赤提调,州县官勿与。

至顺元年,火鲁孙一十五狗驿狗多死,赈粮两月,狗死者给钞补之。

凡结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颁于中书省者,谓之铺马札子。遇军务之急者,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

至元十九年,诏给各行省铺马圣旨,扬州、鄂州、泉州、隆兴、占城、安西、四川、西夏、甘州每行省五道。十月,增给各省铺马圣旨,西川、京兆、泉州十道。甘州、中兴各五追。

二十年,和林宣慰司给铺马圣旨二追,江淮行省增绐十道,都省进使繁多,亦增二十道给之。十一月,增给甘州行省铺马圣旨十道,总之为二十道。十二月,增各省及转运司铺马圣旨三十五道:江淮行省十道,四川行省十道,安西转运司分司二道,荆湖行省所豁湖南宣慰司三道,福建行省十道。

二十一年,增给各处铺马札子,荆湖占城等处,本省二十道,荆湖北追宣慰司二道,所辖路分一十六处,每处二道;山东运司二道;河南运司七道;宣德府三道;江西行省五道;福建行省所辖路分七处,每处二道;司农司五道;四川行省所辖顺元路宣慰司三道,思州、播州两处宣慰司各三道;都省二十九道;阿里海涯所治之省,铺马圣旨十道,所辖宣慰司二处各三道。

二十二年,给陕西行省并各处宣慰司行工部等处铺马札子一百二十六追。

二十三年,福建、东京两省,各给圆牌二面。奥鲁赤出使交址,先给圆牌二面,创立三处宣慰司,给札子起马三十匹。

二十四年。增给尚书省铺马圣旨一百五十道,并先绐降一百五十道,共三百道。七月,给中兴路、陕西行省、广东宣慰司沙不丁等官铺马圣旨一十三道。二十五年,增给辽阳行省铺马札子五道。十一月,福建行省元绐铺马圣旨二十四道,增给札子六道。二十六年,给光禄寺铺马札子四道。三月,给海道运粮万户府铺马圣旨五道。四月,四川绍庆府给铺马札子二道,成都府六道,龙兴行省增绐五道,太原府宣慰司及储峙提举司给降二道。八月,绐辽东宣慰司铺马札子五道,江淮行省所辖浙东道宣慰司三道,绍兴路总管府给降二道,甘肃行省所辖亦集乃总管府、河州、肃州三路给六道。十一月,增给甘肃行省铺马圣旨七道。

二十七年,增给陕西行省铺马圣旨五道。二月,都省增给铺马圣旨一百五十道,江淮行省一十五道。六月,给营田提举司铺马圣旨二道。九月,江淮行省所辖徽州路水路不通,给铺马圣旨二道。

二十八年。增给省除之任官,铺马圣旨三百五十道。

三十年,立南丹州安抚司,给铺马圣旨二道。三月,两淮都转盐使司增给铺马圣旨起马五匹。五月,绐淘金运司铺马圣旨超马五匹,大司农司超马二十匹。八月给刘二拔都圆牌三面,铺马圣旨一十五道。十月,增给济南盐运司铺马圣旨一道。

三十一年,给福建运司铺马圣旨起马五匹。

至大三年,给嘉兴、松江、瑞州路及汴梁等处总管府铺马圣旨各三道。四年,诏拘收各衙门铺马圣旨,命中书省定议以闻。省臣言:“始者,站赤隶兵部,后属通政院。今通政院怠于整治。站赤消乏,合依旧命兵部领之。”从之。省臣又奏,“昨奉旨以站赤属兵部。今丞相帖木迭儿等议,汉地之驿令兵部领之,其铁烈干、纳邻、末邻等处蒙古站赤,仍付通政司院。“帝曰:“何必如此,但令罢通政院,悉隶兵部可也。”七月。复立通政院,领蒙站赤。十一月,绐中政院铸马圣旨二十道。

皇庆元年,增给陕西行台铺马圣旨八道。六月,中书省臣言:“典瑞监掌金宇圆牌及铺圣旨三百余道,至大四年凡圣旨皆纳之于翰林,而以金字圆牌不收,增置五十面。盖圆牌遣使,初为军情大事而设,不宜滥设,自今不纳牌面,不经中书省、枢密院者宜勿与。”从之。

延祐六年。沙、爪州立屯储总管府,绐铺马圣旨六道。

泰定元年三月,遣官娠给帖里干、木柃、纳柃等一百一十九坫,钞二十一万三千三百锭、粮七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北方站赤,每加津济,至此力量盛云。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站赤。总计一百九十八处:

陆站一百七十五处,马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八匹,车一千六十九辆,牛一千九百八十二只,驴四千九百八头。

水站二十一处,船九百五十只,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只,驴三百九十四头,羊百口。

牛站一处,牛三百六只,车六十辆。

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七十九处,该一百九十六站:

陆站一百六处,马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车二百一十七辆,牛一百九十二只,驴五百三十四头。

水站九十处,船一千五百一十二只。

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所枯,总计一百二十处:

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车二千六百二十一辆,牛五千二百五十九只。

狗站一十五处,元设站户三百,狗三千只,后除绝亡倒死处,实在站户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只。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二百六十二处:

马站一百三十四处,马五千一百二十三匹。

轿站三十五处,轿一百四十八乘。

步站一十一处。递运夫三千三十二户。

水站八十二处,船一干六百二十七只。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所轺,总计一百五十四处:

马站八十五处,马二千一百六十五匹,轿二十五乘。

水站六十九处,船五百六十八只。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所辖,总计一百七十三处:

陆站一百处,马二千五百五十五匹,车七十辆,牛五百四十五只,坐轿一百七十五乘,卧轿三十乘。

水站七十三处,船五百八十只。陕西行中书省所辖八十一处:

陆站八十处,马七千六百二十九匹。

水站一处,船六只。四川行中书省所辖:

陆站四十八处,马九千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只。

水站八十四处,船六百五十四只,牛七十六头。云南诸路行中书省所辖站赤七十八处:

马站七十四处,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只。

水站四处。船二十四只。甘肃行中书省所拈三路:

脱脱禾孙马站六处,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只,驴一百七十一头,羊六百五十口。

世祖受京兆分地,自燕京至开平府,复自开平府至京兆。始验地理远近,人数多寡,立急递站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则设一铺,于各州县所管民户及污籍户内佥起铺兵。

中统元年,诏:“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每铺置镛兵五人,各处县官,置文簿一道付铺,遇有转递文字,当传铺即注名件到铺时刻,及转递人姓名于籍上,令转送人取下铺柙字交收时刻还铺。稽滞者罪之。”铺兵一昼夜行四百里。各路总管府委有俸正官一员,每季亲行提点。州县亦委有俸末职,上下半月照例。有稽迟及磨擦损坏文字,即将铺司铕兵科罪。

三年,定中书省文字转递外,其余官府文字不得由急递铺转送。各路总管府并总管军官文字直申省者转递,不系申省者勿入递。

至元八年,令各处成造军器由急递铺转送。又尚书省定例,随路帐册重十斤以下、可以担负者,许入递。

九年,左补阙祖立福合言:“诸路急递铺名,不合人情。急者急速也,国家设官署名字,必须吉祥者为美,宜更定之。“遂更为通远铺。

二十年,留守司言:“初立急递铺时,取不能当差贫民,除其差发充铺兵,又不敷者,于漏籍户内贴补。今富人欲避差发,永充铺兵,宜择其富者,令充贴户,站户之贫者充铺兵。“从之。

二十八年,中书省以近年衙门众多,文书繁冗,整治急递铺事例。凡入递文字,其常事皆付承发司随所投去处,类为一缄,排日发遣。其省部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其匣子入递,随名造册呈省,或合添设户数亦仰明白议拟呈省。仍令各铺照原行体例,并节续禁治条陈事理施行。又省部议:“亡宋收附以来,诸国悉平,比中统、至元之初入递文字,何啻百倍,若必以昼夜四百里责之切,恐往返频数疲劳不能解送。拟照原奉圣旨事意,除边远军仃紧急,差委使臣勾当外,应人入递文字,责令总铺依例类缄发进。限一昼夜行三百里,江河风浪险阻不拘此限。并不得将文册十斤以上及一切诸物入递,违者送所在官司究问。”

至治三年,命各处急递铺。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籍记司史内差充,一岁之内能尽职者,从优补用,不能,提调官且轻重罪之。铺兵每名,十二时辰轮子一个,铺历一本,二司行下一本,行省咨诸路申上一本,夹板一副,钤攀一副,袖绢三尺,蓑农一领,红绰屏一座,并牌旗软绢袱包一条,回历一本。

弓手,主捕盗碱。京师南北城兵马司外,则各州县皆置之。

中统五年,颁建都诏书内一款:随处府州驿路,应置巡马及马步弓手。于本路不论是何投下当差户计,及军、站、人匠、打捕鹰房、斡脱、窑冶、诸色户计内,每一百户取中户一名充役,与免本户差发,在九十九户内均摊,若有失盗,勒令弓手立根盘捉。凡州县相距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户以上者,设立巡防弓手,令本县长官提调。若无村店处。或五、七十里创立聚落店舍,亦须及二十户。其巡军设别,不在户数之内。关津渡口,必当置弓手处,不在此限。其夜禁之法:三更之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有急速公事及丧病产子者,不在此限。

至元三年,省部议:“随路户数不同,兼军站不在差发之内,似难均摊。拟斟酌京府司县合用人数,止于本处包银丝线并止纳包银户计,每一百户选差中户一名当役,其差发令九十九户包纳。”从之。

八年,御史台言:“诸路宜选年壮熟娴弓马之人,以备巡捕之职。弓手数少者,亦宜增之。除捕盗外,不得别行差占。”

十六年,分大都南北两城兵马司,各主捕盗之任。南城三十二处,弓手一千四百名。北城十七处,弓手七百九十五名。

大德七年,以弓手粮税应民户包纳,其中奸弊甚多。定合计征粮,验实均包之法。

延祐二年,从江南行台请,以各处弓手,往往致害人命,役三年者罢之,别于相应户内补换。

打捕鹰房户,多取移居、放良及漏籍孛兰奚、还俗僧过,及招收亡宋旧役等户充之。其差发,除纳地税、商税,依例出军等六色宣课外,并免其杂泛差役。自太宗八年,抄籍分属御位下及诸王公主驸马各投下。世祖时,行尚书省重定其籍,永为定制焉。凡捕猎,自正月初一日始至七月二十八日,除毒禽、猛兽外,禽兽孕卵者不得捕打,禁捕野猪、鹿、免,违者罪之。诈称打捕户捕猎者,罪之。

至元八年,禁捕天鹅、雌老仙鹤、鹘,违者没其妻子,与拿获人。十六年,诏:应臂打捕店房人匠官,多将富民溢收,影射差徭。已收户内有不系此色人,不习此等业者,俱还民籍,违者罪之。大德三年,禁捕秃鹙打捕户折纳皮旧例:虎皮貂折貂皮五十张,熊皮一折十五张,鹿皮一折七张,豺一、青狼皮一,折五张,粉獐皮一折三张,金钱豹皮一折四十张,土豹一折十张,葫叶豹金丝绒皮一折六张,山狼皮一折五张,狐皮一折二张。利用监新定折纳:貂皮、羊麈鹿皮及麋鹿一折七张,豹皮、花熊皮一折十五张。例鼠皮一折一张,鸡翎鼠皮十折一张,飞生鼠十折一,山分鼠四折一,鼠扫张鼠皮五折一张。御位下打捕鹰房官:

一所,权官张元,大都路宝坻县置司,元额七十七户。

一所,王阿都赤,世袭祖父职,掌十投下、中都、顺天、真定、宣德等路诸色人匠打捕等户,元额一百四十七户。

一所,管领大都等处打捕鹰房民户达鲁花赤石抹也先,世袭祖父职,元额一百一十七户。

一所,管领大都路打捕鹰房等官李脱欢帖木儿,世袭祖父职,元额一百二十八户。

一所,宣授管领大都等处打捕鹰房人匠等户达鲁花赤黄也速□儿,世袭祖父职,元额五十户。

一所,管领鹰房打捕人匠等户达鲁花赤移剌帖木儿,世袭祖父职,元额一百五十七户。

一所,宣授管领打捕鹰房等户达鲁花赤呵八赤,世袭祖父职,元额三百五十五户。

一所,宣授管领大都等路打捕鹰房人户达鲁花赤寒食,世袭祖父职,元额二百四十三户。诸王位下:

汝宁王位下,管领民匠打捕鹰房等户官,元额二百一户。

不赛因大王位下,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达鲁花赤都总管府,元额七百八十户。天下州县所设猎户:

腹里打捕户,总计四千四百二十三户。

河东宣慰司打抽户,五百九十八户。

晋宁路打捕户。三百三十二户。

大同路打捕户,百一十五户。

冀宁路打捕户,二百五十一户。

上都留守司打捕户,三百九十七户。

宣德提领所打抽户,一百八十二户。

山东宣慰司打捕户,三百九十七户。

益都路打捕户,四十三户。

济南路打捕户,三十六户。

般阳路,二十一户。

东平路,三十四户。

曹州,八十四户。

德州,一十户。

濮州,三十户。

泰安州,五户。

东昌路,一户。

真定路,九十一户。

顺德路,三十九户。

广平路,一十九户。

冠州,五户。

恩州,二户。

彰德,一十七户。

卫辉路,一十六户。

大名路,二百八十六户。

保安路,三十一户。

河间路,二百五十二户。

随路提举司,一千一百九十一户。

河间鹰房府,二百七十六名。

都总管府,七百五十六。

辽阳大宁等处打鹰捕房官捕户,七百五十九户。

东平等路打捕鹰房捕户,三百九户。

随州、德安、河南,襄汨、怀孟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一百七十二户。

叉捕提领所掂捕,四十户。

高丽鹰房总管捕户,二百五十户。

河南等路打捕鹰房官捕户,一千一百四十二户。

益都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五百二十一户。

河北、河南、东平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三百户。

随路打捕鹰房总管捕户,一百五十九户。

真定、保定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五十户。

淮安路鹰房官捕户,四十七户。

扬州等处打捕鹰房官捕户,七十二户。宣徼院管辖淮东、淮西屯田打捕总管府司属打捕衙门,提举司十处,千户所一处,总一万四千三百二户。

淮安提举司,八百五十八户。

安东提举司,九百一十二户。

招泗提举司,四百六十五户。

镇巢提举司,二千五百四十户。

蕲黄提举司,一千一百一十二户。

通泰提举司,七百四十九户。

塔山提举司,六百四十四户。

鱼网提举司,二千五百一十九户。

打捕手号军上千户所打捕军,六百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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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第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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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第六十八

李冶朱世杰杨恭懿王恂郭守敬齐履谦

李冶,字仁卿,真定藁城人。本名治,后改今名。登金进士第,辟知钧州事。大兵入钧州,冶北渡河侨寓忻、崞诸州。

世祖在潜邸,闻其紧,遣使召之,且曰:“素闻仁卿学优才赡,潜德不耀,久欲一见,其勿辞。”既至,问亡金居官者孰贤,对曰:“险夷一节,惟完颜仲德。”又问:“合达及布哈何如?”对曰:“二人短于将略,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问魏征、曹彬,对曰:“谠言忠论,唐之诤臣,征为第一。彬伐江南,不妄杀一人,拟之方叔、召虎可也。”又问:“今有如魏征者乎?驿曰:“近世侧媚城风,欲求魏徽之贤,实难其人。”又问人才贤否,对曰:“天下未尝无才,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如魏璠、王鹗、李献卿、蔺光庭、赵复、郝经、王约等,皆有用之才,又皆王所聘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然四海之大,岂上此数子。诚能旁求于外,则人才汇进矣。世祖嘉纳之。

中统元年,复聘之,欲处以清要,以老病,退乞还山。至元二年,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就职斯月,复以老病辞。

冶精于算法,著《测圆海镜》十二卷。其自序曰:“数本难穷,吾欲以力强穷之,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惫矣。然则数果不可穷耶!既已名之数矣,则又何为而不可究乎?故谓数为难穷,斯可;谓为不可穷,斯不可。何则?彼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数也。非自然之数,其自然之理也。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数,则虽远而乾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状未有不合者矣。予自幼喜算数,恒病考圆之术乖于自然,如古率、微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见内外诸角,析剖支条,莫不各自名家。及反覆研究,而卒无以当吾心者。老大以来,得洞渊之术,日夕玩绎,而向之病我者始爆然落手而无遗。客有从余求其说者,于是又为衍之,遂累一百七十问。既成纺,客复目之为测圆海镜。昔半山老人集唐百家诗选,自谓废日力于此,良可惜,明道以谢上蔡。记诵为元物丧志,况九九之贱技乎。耆好酸碱,平生每自戒约,竟莫能已。吾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故尝为之解曰:“由技兼乎事者言之,夷之,礼夔之,乐亦不免为一技。由技进乎道者言之,石之斤,之轮,非圣人之所与者乎。览吾之书,其悯我者,当以百数,笑我者,当以千数,乃吾之所得,则自得焉耳,宁秒计人悯笑哉?”又著《益古演段》三卷,以发挥天元如积之术与《测圆海镜》相表里。冶病且革。语春子克修曰:“吾平生著述可尽燔,独《测圆海镜》虽小术,吾尝精思致力,后世必有知者,庶可布广垂永乎。”卒年八十有八,谥文正。冶之立天元术,在算学中为最精。

同时有朱世杰,充类尽义,演为四元,与冶并称绝学。世杰,字汉卿;寓大都,不知何许人。著《四元玉鉴》三卷,凡二百八十问,列开方演段诸图凡四:一曰今古开方会用之图,二曰四五较自乘演段之图。谓算学精妙,无过演段,前明五和,后辨五较,自知优劣也。次则假令四问。其立天元曰一气混元,天地二元曰两仪象元,天地人三元曰三才运元,天地人物四元曰四象会元。法以元气居中,立天元一于下,地元一于左,人元一于右,物元一于上。乘除往来,用假象真,以虚问实,错综正负,分成四式,必以寄之剔之,余筹易位而和会,以成开方之式焉。又撰《算学启蒙》三卷,自乘除加减以至天元如积总二十门,较《四元玉鉴》为便于初学。世杰书之茭草形段如象招数果垛叠藏诸术,与郭守敬授时草平立定三差,所谓垛积招差者相通。故祖颐序世杰之书,谓与授时术相为表里焉。

杨恭懿,字元甫,奉元高陵人。父天德,金兴定进士,以安化令兼录事及州判官。金章南郊,太常卿孙通样授币而立,御史将劾其不恭,从天德问之,曰:“授坐,不立。”御史惭而止,由是知名。

恭懿博学强记,通《易》、《礼》、《春秋》三经。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注章句及《太极图说》、小学、《近思录》诸书,叹曰:“人伦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于此书矣。”许衡至陕西,偿懿敬事之,所造益深。丁父忧,水浆不入口者五日,杖而后起,斥浮屠法不用。衡会葬归,谓问人曰:“杨君居丧尽礼,其功可当于肇修人纪也。”御史王恽荐其贤。

至元七年,与许衡俱被召。恭懿辞。衡拜中书左丞,与丞相安童共事,日誉恭懿贤,安章以闻。十年,帝遣协律郎申敬召之,以疾辞。十一年,容宗教下中书,使如汉聘四皓者以聘恭懿。安童遣郎中张元智致裕宗命,恭懿始至京师。帝遣国王和童劳之,召见,询其先世及师孙本末甚悉。恭懿退而呕血,帝复赐医药。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请设科取士,诏与恭懿议之。恭懿言:“明诏有云:‘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诗赋空文’,此言诚万事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荐,试以五经四书大小义,史论、时务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纯,民俗厚,国家得识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安童咨世务于恭懿,倚以自助,会其北征,恭懿遂乞病归。

十三年,诏修历法。或荐恭懿尝推历,终一甲子,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十六年,召恭懿撰《历议》。十七年,《授时历》成,恭懿与许衡等上之。是日,诸臣方跪读奏,帝命衡与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劳也。”授集贤学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复告归。二十年,召为太子宾客。二十二年,召为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事。二十九年,召议中书省事。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谥文康。

恭懿疾革,门人问之,忽太息曰:“有是哉,国衰矣!”闻者乱以他言。后成宗登极,诏下,则世祖果以是日崩,人以为至诚所格云。子宙,莆城令。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人。父良,金末为中山府掾,时民遭寇乱,多以诖误系狱,良前后所活数百人。已而弃去吏业,潜心伊洛之学及天文、律历,无不精究,年九十二卒。

恂性颖悟,生三岁,家人示以书,辄识风、丁二宁。母刘氏,授以《千字文》,再过目,即成诵。六岁就学,十三学九数,尽通其法。太保刘秉忠北上,过中山,见而奇之。及南还,从秉忠学于易州之紫金山。

秉忠荐之世祖,召见于六盘山,命辅导裕宗为太子伴读。中统二年,擢太子赞善,时年二十八。三年,裕宗封燕王,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敕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令王恂与闻。初,中书左丞许衡集唐、虞以来嘉言善政,为书以进。世祖尝令恂讲解,且命太子受业焉。又诏恂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托至重,当延名德与之居处。”帝深然之。

恂早以算术名,裕宗尝差问焉。恂曰:“算数,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发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名。又以辽、金之事近接耳目者,论著其得失上之。裕宗问以心之所守,恂曰:“许衡尝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矣。”诏择勋戚子弟,使学于恂。及恂从裕宗抚军称海,乃以诸生属之许衡,衡告老而去,复命恂领国子祭酒。国学之制,实始于此。帝以金《大明历》岁久浸疏,欲厘正之,知恂精于算术,遂以命之。恂荐许衡能明历理,驿召衡赴阙,命领改历事,官属悉听恂辟置。至元十六年,授嘉义大夫、太史令。十七年,历成,赐名《授时历》。

十八年,卒年四十七。初,恂病,裕宗屡遣医诊治,及葬,赙钞二千贯。后帝思治历之功,以钞五十贯赐其家。延佑二年,赐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国、定国公,谥文肃。

子宽、宾,并从许衡游,得星历之传于家。裕宗尝召见,语之曰:“汝父起于书生,贫无赀蓄。今赐汝五千贯钞,用尽可复以闻。”因恤之厚如此。宽由保章正,历兵部郎中,知蠡州。宾由保章副,累迁秘书监。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生有异禀,巧思绝人。祖父荣,通算学,飞水利。时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易州紫金山,荣使守敬从秉忠受学。

中统三年,文谦荐守敬于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一,引中都玉泉水至通州,又于兰榆河口开河,避浮鸡甸之险。二,引顺德达活泉灌田。三,开顺德澧河故道。四,引漳澄三河入澧河灌田。五,引怀孟沁河人御河灌田,六,开黄河引河,由新、旧孟州至温县灌田。世祖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授提举诸路河渠。四年,授银符、河渠副使。

至元元年,从张文谦行省西夏。修中兴路唐来、汉延二渠,凡旧渠之壤废者,皆更立闸堰,以通灌溉,民便之。

二年,授都水少监。守敬言:“京师西麻峪村,分引卢沟水东流,穿西山而出,是为金口,灌溉之利,不可胜言。兵兴以后,典守者以大石塞之。若按故积,使水通流,可以助京畿之漕运。”又言:“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通大河,防涨水突入之患。”帝善之,而未施行。十二年,丞相伯颜伐宋,议立水站,命守敬按视。守敬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济州至沛县,又南至吕梁,又自东平至纲城,又自东平清河逾旧黄河至御河,自卫州河至东平,自东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汶、泗与御河相通形势,为图奏之。

初,秉忠以《大明历》自辽、金承用二百余年,浸已后天,议修正之,事未及行而秉忠卒。十三年,宋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推步于下,而命文谦与枢密副使张易领之,左丞许衡以通算理,亦命参预其事。守敬以测验由于仪表,作简仪、仰仪、正方案、景符、眺几诸器,测验之精,不爽毫厘。是年,都水监并于工部,守敬除工部郎中。

十六年,改局为太吏院,王恂为太史令,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赐印,立官署。及奏进仪表式,守敬当世祖前指陈算理,至于日昃,帝听之无倦容。奏请设监侯官二十七所,立表取直测景,从之。自丙子之冬至日测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时,减《大明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损古岁余岁差法,上考春秋以来冬至,无不尽合。以月食术及金水二星距、冬至日躔,校旧历,退七十六分。以日转迟疾中平行度,验月离宿度,加旧历三十刻。以线代管窥测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气立损益,以定日之盈缩,分二十八限为三百六十六,以定月之迟疾。以赤道变九道定月行,以迟疾转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实合时刻定晦,而不用虚进法,以距离綧?肉定交食,其法视古皆密。又悉去诸历积年日月法之傅会,一本天道自然之数,可以施之永久。

十七年,新历成。守敬与诸臣奏上,赐名《授时历》,颁行天下。

十九年,王恂卒。时新历虽颁,然推步之式,与立成之数,皆未有定稿。守敬比次编类,整齐分秒,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稿》三卷,《乾坤选释》二卷,《上中下三历法式》十二卷。二十年,守敬拜太史令,奏上之。又有《时候笺注》二卷,《修改源流》七卷,《仪象法式》二卷,《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距离考》一卷,并藏之官。

二十八年,守敬建言引白浮泉水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汇于积水潭,复出南水门入旧运粮河,可省通州至大都陆运之费。从之。事具《河渠志》。

三十年,世祖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胪蔽水,大悦,赐名通惠河,赐守敬钞一万二千五百贯,以旧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

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议开铁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六七步不可。”执政难之,缩其广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下注,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卢帐,几犯行宫。成宗谓左右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七年,诏内外官年及七十,并听致仕,独守敬不允。自是翰林、太史院、司天台官不致仕,著为令。延佑三年卒。

其门人齐履廉谓守敬纯德实学,为世师法,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利之学,二曰历数之学,三曰仪象制造之学。许衡尤推服守敬,以为异人云。

史臣曰:“先正阮文达公有言,推步之要,测与算二者而已。郭守敬简仪、仰仪之制,前此言测候者未及也。垛积招差句股弧矢之法,前此言步算者弗知也。测之精,算之密,上考下求,若应准绳,可谓集古法之大成,为将来之典要者矣。

齐履谦,字伯恒,大名人,父义,通算术。履谦年十一,教以推步星历之法。

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历,履廉补星历生。太史王恂问以算数,履廉随问随答,恂大奇之。新历成,复预修《历经》、《历议》。二十九年,授星历教。都城刻漏,旧以木为之,其形如碑,名碑漏,内设曲筒,铸铜为丸,自碑首转行而下,鸣铙以为节,久坏,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书省使履谦视之,因见刻汛漏旁有宋旧铜壶四,于是按图考定莲花、宝山等漏,命工改作。又请重建鼓楼,增置更鼓,当时遵用之。

二年,迁保章正,始专历官之政。三年八月朔,时加巳,依历,日蚀二分有奇,至其时不蚀,履谦曰:“当蚀不蚀,在古有之,矧时近午,阳盛阴微,宜当蚀不蚀。”遂考唐开元以来当蚀不蚀者凡十事以闻。六年六月朔,时加戌,依历,日蚀五十七秒。众以涉交既渚,且近浊,欲匿不报。履谦曰:“吾所掌者常数也,其食与否,则系于天。”独以状闻,及其时,果食。众尝争没日不能决,履廉曰:“气本十五日,而间有十六日者,余分之积也。故历法以所积之日,命为没日,不出本气者是。”众服其议。

七年,上以地震,诏问弭灾之道。履谦按《春秋》言:“地为阴而主静,妻道、子道、臣道也,三者失其道,则地为之弗宁。大臣当反躬责己,去专制之威,以答天变。”时成宗寝疾,宰相有专威福者,故履谦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谦摄司天台官。旧制,享祀,司天虽掌时刻,无钟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谦请用钟鼓更漏,俾早晏有节,从之。

至大二年,太常请修社稷坛浚太庙庭中井。或以太岁所直,欲止其役。履谦曰:“国家以四海为家,岁君岂专在是耶!三年,擢授时郎秋官正,兼领冬官正事。四年,仁宗即位,台臣言履谦学行,可教国学子弟,擢国子监丞,改授奉直大夫、国子司业,与吴澄并命,时号得人。未几,复以履谦佥太史院事。

皇庆二年春,彗星出东井。履谦奏宜增修善政以答天意。因陈时务八事。仁宗为之动容,顾宰臣命速行之。延祐元年,复以履谦为国子司业。时初命国子生岁贡六人,以入学生后为次第。履谦曰:“不考其业,何兴善得人。”乃酌旧制,立升斋、积分等法,复季考其学行,以次递升,既升上斋,又必逾再岁,始与私试。孟月、伸月试经疑、经义,季月试古赋诏诰章表策,蒙古色目试明经策问。辞理俱优者一分,辞平里优者为半分,岁终积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为额。然后集贤、礼部定其艺业及格者六人以充岁贡。三年不通一经及在学不满一岁者,并黜之。帝从其议。五年,出为滨州知州,丁母忧,不果行。

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奉使宣抚江西,福建、黜罢官吏贪污者四百余人,州县有以先贤子孙充房夫诸设者悉遣之。福建宪司职田,每亩岁输米三石,民不胜苦。履谦命准令输之,由是召怨,及还都,宪司果以他事诬之。未几,皆坐事免,履谦始得直,复为太中史院使。天历二年九月卒。

著《大学四传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续解》一卷,《论语言仁通旨》二卷,《书传详说》一卷,《易苘辞旨略》二卷,《易本说》四卷,《春秋诸国统纪》六卷,《经世书入式》一卷,《外篇微旨》一卷,《二至晷景考》二卷,《经串演操八法》一卷。

履谦以律本于气,气候之法具载前史,欲择僻地为密室,取金门之竹及河内葭莩以候气,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长尺有八寸,外方,内圆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窍,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约径三分,以应黄钟之数;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窍杀至管底,约径二寸余。其制与律家所说不同。盖古所谓玉律者也。适履谦迁他官,事遂寝,有志者深惜之。至顺三年五月,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汝南郡公,谥文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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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第六十九

张庭珍庭瑞张立道梁曾李克忠稷

张庭珍,字国宝,临潢全州人。父楫,金商州南仓使。太宗四年,籍其民数千来降,命监榷北京路课,改北京都转运使,因家焉。

庭珍性强毅,通知经术,尤长《左氏春秋》。宪宗元年,授必阇赤。高丽不请命,擅徒于江华岛,遣庭珍诘之,且诇其叛服。其王言:“臣事本朝,未尝不谨,而大军犹侵掠,避而逃,不得已也。”且赂庭珍金银数千两。庭珍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为求货来耶?”撝之去,反命以状闻。诏禁戍兵勿擅入高丽地。宪宗伐宋,至阆州,授庭珍安抚使。

世祖即位,自将讨阿里不哥,以庭珍谙悉漠南道路,遣立沙井诸驿,兼督粮运。至元四年,授同佥吐蕃经略使。

六年,授朝列大夫、安南国达鲁花赤,佩金符,使安南。国王陈光昺立受诏,庭珍责之曰:“皇帝不欲并汝土地,而听汝称藩,德至厚也。汝犹依宋为辱齿,妄自尊大。今百万之师围襄阳,拔在旦夕,席卷渡江,则宋亡矣,汝将何恃?且云南之兵,不两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不难,其审处之。”光昺惶恐,下拜受诏。既而语庭珍:“天子怜我,使者来乃待我无礼,汝官为朝列大夫,我王也,与我抗礼,可乎?”庭珍曰:“可。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光昺曰:“汝见云南王拜否?”庭珍曰:“云南王,皇子也,汝蛮夷小国,岂得比云南王。况天子命我为安南长官,位居汝上耶!”光昺曰:“既称大国,何索吾犀象?”光昺曰:“贡献方物,藩臣之职宜然。”光昺无以应,使其人露刃环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刀弓,坦卧室内曰:“听汝所为。”庭珍嫌江水温恶不可饮,索井汲。其人不许曰:“吾欲多投毒井中,饮常死。”庭珍曰:“吾自求饮死,不汝责。”卒汲之,于是安南人皆詟服。明年,遣使偕庭珍入贡。庭珍以所对光昺之言奏闻,帝大悦,使翰林学士承旨王磐为文纪之。

迁行省郎中,与阿里海涯从数骑抵襄阳城下,呼宋将吕文焕,谕以祸福。文焕帐前将田世英、曹彪执其总管武荣来降,文焕益惧,明日遣其黑杨都统来纳款。将还报,庭珍曰:“此吕氏心腹将,不如留之,以伐其谋。”无帅阿术然之,乃留不遣。又明日,文焕举城降。以功迁中顺大夫、遥授知归德府、行枢密院经历。俄复为行省郎中,赐金虎符,再迁襄阳总管,兼府尹,又改郢、复二州达鲁花赤。

十四年,擢嘉议大夫、平江路达鲁花赤。十五年,改同知浙江道宣慰使,未行,又改大司农卿。丁母忧,军兴闻丧不得辄行,庭珍请纳制书为民,行省知不可夺,听之。庭珍行橐萧然,惟文书袱被而已。家居,又丁父忧。起复南京路总管,兼开封府尹。河北旱,流民南渡,州县避损户口罪,谩以逃闻,朝廷遣使者邀截流民,不欲还。庭珍谓使者曰:“吾不忍老稚顿踣,甘受专辄之咎。”下令诸渡口济之。事闻,诏御史按治,御史廉知其实,奏之,事寝不下。河决,灌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民船数百艘,又编木为筏,载糗粮,四出救之,全活甚众。水入善利门,庭珍颓城为堰以御之,水退,复发民筑外堤,起阳武黑石,东尽陈留张驽河,绵互三十里,河患始平。至元十七年,卒于官,年五十六。庭珍性清慎,丞相伯颜尝语人曰:“诸将渡江,无不剽掠,惟我与国宝自安耳。”闻者以为知言。

子岳,提举郢、复鱼湖;崇,四川行省宣差。弟庭瑞。

庭瑞,字天表。幼以功业自许,兵法、地志、星历、卜筮,无不推究。

以宿卫从宪宗伐蜀,为先锋。中统二年,授元帅府参议,留戍青居山。又将兵城虎啸山。宋将夏贵以兵数万围之,城当炮,皆穿,筑栅守之;栅坏,仍依大树张牛马皮以拒炮。贵绝其水道,庭瑞取人畜溲沸煮之,泻土中以泄臭,人日饮数合,唇皆疮裂,坚守逾月,援兵不敢进。庭瑞度宋兵稍懈,分兵夜劫贵营,杀都统乐俊、雍贵、胡世雄等五人,贵遁走。以功授奉议大夫、知高唐州,改濮州尹,迁陕西四川道按察副使。坐事,左迁四川屯田经略副使。东西川行枢密院发兵围重庆,朝廷知庭瑞练习军情,换成都路总管,佩虎符,舟楫兵仗粮储皆倚以办。

擢诸部蛮夷宣抚使。碉门羌因入市争价,杀人,系碉门鱼通司狱中。羌酋怒,断绳桥,谋入劫之。鱼通司来告急,左丞汪惟正问计,庭瑞曰:“羌俗暴悍,以斗杀为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寇盗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谕祸福,彼悟,当自归。”惟正曰:“使者无过于君。”遂从数骑,抵羌界。

羌陈兵以待。庭瑞进前,语之曰:“杀人偿死,羌与中国法同。有司系其人,欲以为见证耳。而汝即肆行无礼,如行省闻于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长弃枪弩,罗拜曰:“我裂羊脾卜之,视肉之文理何,如其兆,曰:‘有白马将军来,可不劳兵而罢。’今公马果白,敢不从命。”乃论杀人者,余尽纵遣之。遂与约。自今交市者,以碉门为界,无相出入。

官买蜀茶,增价鬻于羌。庭瑞更变引法,使引纳二缗,而付券于民,听其自市于羌,羌、蜀俱便之。都掌蛮叛,蛮善飞枪,联松枝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讨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群蛮大骇,即请服。惟斩其酋德兰酉等十余人,而降其余民。

授叙州等处蛮夷宣抚使,改潭州路总管。时湖广省臣要束木务聚敛,庭瑞乃谢病归。以疾卒。

庭瑞初屯青居,其地多橘树。庭瑞课士卒日入橘皮若干储之,人莫晓也。贾人有丧其资不能归者,人给橘皮一石,及售干中原,价倍蓰,莫不感之。家有爱妾,一日见老人与之语,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其父谓之曰:“汝女居吾家,不过群婢,归嫁则良人矣。”尽取奁装书券还之,时人以为难。

张立道,字显卿。其先陈留人,后徒大名。父善,金进士。大兵下河南,善以策干太弟拖雷,命为必阇赤。

立道年十七,以父任备宿卫。至元二年,为郎中,奉使安南。四年,命使河西,给所部军储,以干敏称。皇了忽哥赤封云南王,诏以立道为王府文学。劝王务农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处劝农官,兼领屯田事,佩银符。寻与侍郎宁端甫使安南。

八年,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帅宝合丁专制岁久,有窃据之志,忌忽哥赤来为王,设宴置毒酒中,且赂王相府官无泄其事。立道闻之,趋入见。守门者拒之,立道怒与争。王闻其声,使人召立道,乃得入,为王言之。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卒。宝合丁使人讽忽哥赤妃索王印。立道潜结义士,得十三人,约共讨贼,刺臂血和金屑饮之,推一人走京师告变。事颇露,宝合丁囚立道,将杀之。人匠提举张忠,立道族兄也,结壮士夜劫于狱,出之,共亡至吐藩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罗欢、吏部尚书别帖木儿。遂与立道还,按宝合丁及王府官受赂,皆伏诛。召立道等入朝,问王卒时状。帝闻立道言,泣数行下,歔郗久之,曰:“汝等为我家事甚劳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择之。”立道奏原留事陛下,于是赐立道金五十两,以旌其忠。张忠等亦授官有差。

寻复使安南。十年三月,领大司农事,未几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佩金衔,其地有昆明池,夏潦暴至,冒城郭。立道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衣田万余顷。土人虽知蚕桑,未得饲蚕之法,立道始教之,收利十倍。

十五年,除中庆路总管,佩虎符。先是,云南不知尊孔子,祀晋王羲之为先师。立道首建也子庙,置学舍,择蜀士之贤者,迎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行省平章赛典赤表言于朝,敕进秩以褒之。

十七年,入朝,力请于帝以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爵,帝从之。遂命立道为临安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使,仍佩虎符。陛辞,赐弓矢、衣服、鞍马。始赴任,会禾泥路大首领必思反,扇动诸蛮夷。立道发兵讨之,拔其城,徇金齿甸,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二十二年,又籍两江侬士贵、岑从毅、李维屏所部二十五万余户归有司。迁临安广西道军民宣抚使。复创庙学于建水州,书清白之训于公廨以警贪墨,风化大行。入朝,值桑哥用事,遂谢病家居。条时条十二策,帝嘉纳焉。

二十八年,武平地陷,命立道为本路总管,以赈其灾。未行,安南世子陈日鐏遣其臣严仲维、陈子良等诣京师请袭爵。先是,其国王陈日烜累召不至,遣诸将讨之,失利而还。帝怒,欲再发兵,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言:“蛮夷小邦,不足劳中国。张立道尝再使安南有功,今遣立往,宜奉命。”帝召至香殿,谕之,授礼部尚书,三珠虎符,赐衣段、金鞍、弓矢以行。

至安南界,谓郊劳者曰:“语尔世子,当出城迎诏。”日鐏乃率其属,焚香伏谒道左。既抵府,日鐏拜跪,听诏如礼。立道传上命,数其罪,为书晓之曰:“至诚一念,不避嫌疑,两国之间,正言损益。立道发乘之日,朝廷大臣有言曰:‘小国多疑,汝等当宣言以晓之。’惟汝蕞尔之邦,形服而心犹未化,虽任土修贡之不阙,而未尽其诚。问罪兴师,固大朝之正理。藏锋避锐,亦小国之卑情。奈何与镇南王拒敌争衡,敢忘君臣之分?曩所谓小杖则受,大杖则逃者,斯言安在?倘大朝抚有汝国,国人必弃土地而匿于海隅,虽生何异于死,虽存何异于亡?此海隅之不可伏者一也。江南四百余州不能当中原之一战,安南与江南众寡何若?安能以拒上国乎?今年与战,明年与战,小国之众能有几何?此人力之众不可恃者二也。宋之有国,三百余年,一旦扫地俱空,唇亡齿寒,理有必至。今不至于遽寒者,以其先附大朝,天道相应,气运相通也。今舍天道而尚人力,岂不达天之道欤!此历数之远不可赖者三也。愚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之诸侯或朝觐于京师,或会同于邦岳,因军旅之事,愈时越境不以为难,何惮出高水阔之劳,而成祸结兵连之衅。所谓毫厘失之千里者也。今之急务,在于悔过自新,趋朝待罪。圣天子为万邦之首,焉肯食言,必赦前过而加大恩,计无加于此者。汝之小国,不图今日之利,悔将无及。呼吸之机,间不容发,吾非说客,汝勿涉疑。”读罢,其君皆俯首听命。

翌日,迎立道入见,谓立道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国之卿,小国之师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镇南王奉词致讨,汝非能胜之也,由其不用向导,率众深入,不见一人,迟疑而还。曾未出险,风雨骤至,弓矢尽坏,众不战而自溃,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险,瘴疬之恶耳。县云南与岭南之人习同而技力等,今发而用之,继以北方之劲卒,汝复能抗哉?汝战不利,不过遁入海中,岛夷乘衅,必来寇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为彼屈,汝为其臣,敦若天子臣?今海上诸夷岁贡于汝才者,亦畏我大国之尔与也。圣天了有德于汝甚厚。前年之师,殊非上意,边将谗汝尔。汝曾不悟,不能遣一介之使,谢罪请命,辄称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国之师,今祸且至矣,惟世子计之。”日鐏拜且泣涕曰:“公言良是,为我计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战,救死而已,宁不知惧天子使,公来必能活我。”北面誓,死不敢忘天子之德,出奇宝为贿,立道一无所受,但要日鐏入朝。日鐏曰:“贪生畏死,人之常情。诚有诏贷以不死,臣将何辞。”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严等随立道上表谢罪,修岁贡之礼如初。廷臣有害其功者,以为必先朝而后赦。日鐏惧,卒不敢至,议者惜之。

二十九年,遣立道奉使按行两浙。寻授四川南道宣慰使,迁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皇曾孙松封梁王,出镇云南。廷议求旧臣可辅王者,立道遂以陕西行台侍御使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视事期月,卒于官。

立道三使安南,官云南最久,得土人之心,为立祠于鄯城西。所著诗文有《效古集》、《平蜀总论》、《安南录》、《云南风土记》、《六诏通说》。

子元,云南行省左右司郎中。

梁曾,字贡父,大都大兴人。少好学,日记数千言。中统四年以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荐,辟中书左三部令史,三转为中书省掾。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云南诸路行省都事,佩银符。久之,擢员外郎。十五年,转同知广南西路左右两江宣抚司事。明年,除南阳府知府。唐、邓二属州为襄阳府所夺,曾力争,卒复旧制。南阳在宋末为边郡,地无桑柘,而岁赋丝,曾请折输布,一郡称便。

十七年遣使安南,召见,赐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袭,进兵部尚书。明年,日烜遣其叔遗爱,奉表从曾献方物。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以疾去官。

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复以亲老辞,召至京师,敕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书,赐三珠金虎符、袭衣、乘马、弓矢、器币,以礼部郎中陈孚为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总管而行。明年正月,至安南。其国门:中曰阳明,左曰日新,右曰云会,安南人郊迎,请由日新门入。曾大怒曰:“奉诏不由中门,是我辱君命。”即回馆。既而请由云会门,曾复执不可,始自阳明门迎诏入。又责日鐏亲出迎诏,且讲本朝尚右之礼。以书往复者三。三月,其国相陶子奇等从曾诣阙请罪,并上万寿颂、金册表、方物,而以黄金器遗曾为赆,曾不受。

八月,还京师,进所与陈日鐏往复议事书。帝大悦,解衣赐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两使外国,汝何敢尔!”是日,有亲王至自如林,帝命酌酒,先赐曾,谓亲王曰:“汝所办者汝事,梁曾所办,吾与汝之事,汝勿以为后也。”复于便殿赐酒馔,夜二鼓乃出。明日,诏陈其方物象,鹦鹉于庭,而命曾引所献象,曾以袖引之,象随曾如素驯者,复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为福人,且问曰:“汝亦惧否?”对曰:“虽惧,君命不敢违。”帝曰善。或谗曾受安南赂者,帝以问曾。曾对曰:“安南以黄金器遗臣,臣不受,以属陶子奇矣。”帝曰:“此馈赆,受之可也。”寻赐白金、金币,中书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与之。仍乘传之任。”

大德元年,除杭州路总管,户口复者五万二千四百户。请禁莫夜鞫囚及游街之刑。著为令。四年,丁内艰。先是,丁优制未行,曾奏请终制如礼。七年,除潭州路总管,辞不赴。服除,拜两浙都转运盐使。又明年,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赐三珠金虎符。寻召还,以母丧未葬,扶柩北归,至长芦,赐钞一百锭使营葬。十年,召为中书参议。预内燕,赐只孙一袭。十一年,出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寻迁湖广行省知政事。四年,以疾罢,敕赐乐物。

皇庆元年,仁宗以曾前朝旧臣,特授昭文馆大学士、资德大夫。累章乞致仕,不允,复起为集贤侍讲学士。国有大政,必命曾与诸老议之。延祐元年,奉诏代祀中岳中道。以病臻仕。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

李克忠,字公瑾,滕州人。父显,倜偿善骑射,从族人李元至都,受知于诸王脱端,以管军千户领邹县尉,累迁河南等路管民权府。

克忠,幼警敏,好读书。至元十二年,世祖遣哈撒儿海牙、奴剌丁使安南,以克忠佐之,授安南达鲁花赤府知事。诏有事司依使缅事例,厚给资装。既至,克忠要以三事:一曰国主亲朝,二曰遣子入侍,三曰籍户口归朝廷。安南人不从,克忠以书谕其国主,又不报,乃还。时吐蕃梗命,云南行省并开新路于纳洪土老蛮,克忠等始得平行而返。十四年夏,至上都,召见大安阁,赐金符,擢奉训大夫、工部郎中,兼计议官。

十五年,偕礼部尚书柴椿、会同馆使哈剌脱因、工部员外郎董瑞安、南人黎克,复赉玺书谕日谕日烜入朝。十六年,克忠等返。十一月,复遣克忠再往,以竟使事。十七年四月,偕其陪臣黎仲陀等,斋表奉贡物诣阙下。世祖大悦。用事大臣欲克忠往谒,克忠曰:“论功行赏,国有常典,吾岂奔走权门者耶!”竟不往。

久之,授奉议大夫、同知岳州路总管府事。初至,教郡人藏冰,已而大疫,以冰疗之,全活甚众。迁泰州尹。又选为海北广东道提刑按察副使,进阶中顺大夫,以新老乞养归。旋起为同知吉州路总管府事,延名儒以兴郡学,士论称之。大德五年卒,年五十六。

子希颜,以父荫授进义校尉、南昌县主簿。江西行省参知政事郝天挺雅重之,辟行省掾。又从平章散术台讨宁都贼有功,迁承事郎、袁州路知事。终太常太乐署令。子稷。

稷,字孟豳。幼颖敏,八岁能记诵经史。从其父官袁州,师夏镇。又从官铅山,师方回。镇与回,俱名儒,稷兼得其传。

泰定四年,登进士第,授淇州判官。调海陵县丞,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擢御史台照磨。至正初,出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迁都事,又入为监察御史。劾奏阉宦高龙卜“侵挠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时相,请谒公行,为国基祸,乞加窜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龙卜于高丽。又言:“御史封事,须至御前开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须优加擢用,以开谏诤之路。殿中侍御史、给事中、起居注,须任端人直士,书百司奏请及帝所可否,月达省台,付史以备纂修之实。”承天护圣寺火,敕更作,稷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兴大役。”议遂寝。会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县尹多从吏部铨注,宜并归省选。茶、盐铁课责备长吏,动受刑谴,何以临民,宜分委佐贰。投下达鲁花赤蠹政害民,宜为佐贰。”帝悉可其奏。迁中书左司都事,又四迁为户部尚书。

十一年,廷议以中原租税不实,将履亩起税。稷诣都堂言曰:“今妖寇窃发,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驱民为盗也。”宰相韪之。寻参议中书省事,俄迁治书侍御史。

十二年,从丞相脱脱征徐州。贼平,谒告归滕州。既而,召为詹事丞,除侍御史,迁中书参知政事。皇太子受册,摄大礼使,除枢密副使。帝躬祀郊庙,摄太常少卿。寻为侍御史,又为中书参知政事。俄进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寻特加荣禄大夫。至正十九年,丁母忧。诏起复为陕西行省左丞、枢密副使。乞终制,不起。服阕,命为大都总管,兼大兴县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为陕西行台中丞,未行,改山东廉访使,得疾,上章致仕。还京师卒,年六十一,赠推忠赞理正宪功臣、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穆。

稷为人孝友恭俭,处家严而有则,与人交一以诚恪。尤笃于乡党朋友之谊,中丞任择善、陈思廉,既没,皆无其遗孤。出入台省者二十年,为时名卿云。史臣曰:“张庭珍诸人,皆奉使安南有名迹者。中统元年,安南世子光昺上书,请三年一贡,从之。庭珍为安南达鲁花赤在至元六年,又责其入贡,疑非事实。是时江南未平,陈氏倚宋为屏蔽,或有倔强之辞,然谓其露刃以胁使者,亦诬矣。盖私家传状所载者,不可以尽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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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第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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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六十九 刑法上刑律上-新元史

志第六十九 刑法上刑律上 元之刑法,论者,谓得之仁厚,失之纵弛;是不然。蒙古初入中原,百司裁决率依金律。至世祖,始取见行格例,颁之有司,为《至元新格》。然帝临时裁决,

列传第一 后妃-新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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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六十九 刑法上刑律上

元之刑法,论者,谓得之仁厚,失之纵弛;是不然。蒙古初入中原,百司裁决率依金律。至世祖,始取见行格例,颁之有司,为《至元新格》。然帝临时裁决,往往以意出入增减,不尽用格例也。其后挟私用谲之吏,夤缘放效,骫法自专,是谓任意不任法,非纵弛之过也。呜乎!以世祖之仁明,成宗之宽恕,不能损益古今,权衡中外,以制一代之刑典。乃谓古今不必相沿,中外不必强同。其去整齐画一之规远矣。今博采旧闻,为《刑法志》,俾后之人有以推究其得失焉。太祖六年,败金人于乌沙堡,得金降将郭宝玉,宝玉上言,建国之初,宜颁新令。帝从之。于是颁条画五章,如出军不得妄杀,刑狱惟重罪处死,其余杂犯量情笞决,是也。是为一代制法之始。及中原略定、州县长吏生杀任情,甚至没人妻女。耶律楚材奏曰:“囚当大辟,必待报。违者论死。”从之。太宗即位,楚材又条便宜十八事,如:州县非奉上令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皆著为令。六年,帝在达兰达巴之地,大会诸王、百官,颁条令曰: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诸入宫禁,从者男女,以十人为限。军中十人,置一甲长,听其指挥,专擅者罪之。其甲长以事来宫中,即置权摄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来,违者罪之。诸公事非当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论死。诸千户越万户前行者,以木镞射之。百户、甲长、诸军有犯者,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罢之。诸人或居室,或在军中,毋敢喧呼。盗马一、二匹者,即论死。诸人马不应绊于克□苏噜克内者,辄没与畜虎豹人。诸妇人制济逊燕服不如法者,及妒者,乘以以骣牛徇部中,论罪,即聚财为更娶。宪宗时,世祖在潜邸。驻跸桓、抚二州,燕京断事官伊啰斡齐与布智儿等,一日杀二十八人。其一人盗马者,巳杖而释之。有献环刀者,乃追还杖者,手试刃斩之。帝闻而责之曰:“凡死罪,当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冤溢多矣。况已杖而复斩之。此何刑也。”布智儿惭惧不能对。及即位,颁建元诏书内一款:“凡犯罪至死者,如府州审问狱成,便行处断,则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案牍繁冗,须臾断决,万一差误,人命至重,悔将何及。肤实哀之。今后凡有死刑,仰所在有司推问得实,具情事始末及断定招款,申宣抚司再行审复无疑,呈中书省奏闻,待报处决。”中统四年,中书省奏准条画:鞠、勘罪囚,仰达鲁花赤、管民官一同研问,不得转委通事、必阇赤人等推勘;妇人犯罪有孕应拷及决杖笞者,须候产后百日决遣;临产者,召保听候出产二十日,复追入狱,无保及犯死罪者。令妇人入禁省视。五年,颁立中书省诏书内一款:“诸州司县,但有疑惑,不能决断者,与随即申解本路上司,若仍有疑惑不能决者,申部,犯死罪枷杻收禁,妇人去杻,杖罪以下锁收。”又颁建都诏书内一款:“失盗,勒令当该弓手立三限收捕。如限内不获,其捕盗官,强盗停俸两月,窃盗一月外。弓手如一月不获强盗的,决一十七下,窃盗七下;两月,强盗再决二十七下,窃盗一十七下;三月,强盗再决三十七下,窃盗二十七下。如限内获贼及半者,全免本罪。至元八年,始禁用金《泰和律》。十一年,禁用宋鞭背黥面及诸溢刑。十六年,御史中示崔彧言:“宪曹无法可守,是以奸人无所顾忌,宜定律令以为一代之法。”命与御史大夫月吕鲁那演议之。二十三年,中书省臣言:“比奉旨为盗者毋碎,今窃盗数贯及佩刀微物与童幼窃物者,悉令配役。臣等议:一犯者杖释,再犯依法配役为是。”帝曰:“朕以汉人徇私,用《泰和律》处断,致盗贼滋众,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后非详谳者,勿辄杀人。”二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沙不丁以仓库官盗窃官粮,请依宋法黥面、断其碗。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听。是年,命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辑为一书,名曰《至元新格》。二十八年,书成,敕刻板颁行,俾百司遵守。其刑律条件之可考者:诸杖罪五十七以下,司县断决;八十七以下,散府、州、军断决;一百七以下,宣慰司、总管府断决。配流、死罪,依例勘审完备,申刑部待报,申札鲁忽赤者亦同。诸季报罪囚,当该上司,皆须详视,但有淹滞,随即举行。其各路推官,既使专理刑名,察狱有不平者,即听推问明白,咨申本路改正。若推问已成,他司审理或有不实、不尽,听招状问实待报。若犯人翻案,家属称冤,听牒本路移推,其证验已明者,不在移推之例。诸见禁罪囚,各处正官每月分轮检视,凡禁系不究,淹滞不决,患病不治,并囚粮依时不给者,须随时讯问,肃政廉访司依上审察。其京师狱囚,中书省、刑部、御史台、札鲁忽赤各须委问官一员,审理冤者,辨明迟者,督催释者,断遣。诸鞠问罪囚,必先参照元发事件,详审研穷,并用证佐追究。若事情疑似,赃伏已明,而隐匿不招者,与连职官员同署依法拷问。其指告不明,无证佐可据者,须以理推寻,不得辄加拷掠。诸行省、行院,凡于所属,若管民官抚治不到,以致百姓逃亡,营军官镇守不严,以致盗诚滋兴,须审其所由,依理究治。诸行院到任,取会所管地方,见有草贼起数,严谕各处军民官,各使镇守有法,招捕得宜。仍将见有起数,先行报院。每季具已未招捕起数,咨院呈省施行。诸草贼招捕,既平之后,仍须区处得宜,严责各管官司,毋令疏失。诸捕盗官,如能巡警尽心,使境内盗息者为上;虽有过失起数,而限内全获者为次。其因失盗,累经责罚,未获数多者为下。到选之日,考其实际,以定升降。其江南现有草贼去处,若平治有法,另议闻奏升擢。诸狱讼原告明白,易为穷治。官司凡受词状,即须仔细详审。若指陈不明,及无证验者,省会别具的实文状,以凭勾问。其所告情事重大,应掩捕者不拘此例。诸狱讼之繁,婚、田为甚。其各处官司,宜使媒人通晓不应成婚之例,使牙人知买卖田宅违法之例,写状词人知应告不应告之例,仍取管不违甘给文状,以塞起讼之源。诸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谕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诸词讼,若证验无疑。断例明白,而官吏看详,故有枉错者,虽事已改正,其原断情由,仍须究治。诸官司听讼事理,自始初究问,及中间施行,至末后归结,另置簿朱销。其肃政廉访司专行照刷,无致淹滞。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而已不比附旧律也。三十一年,刑部尚书尚文以远近禀决狱制不一。请依古律令以定宪章。不报。元贞元年,御史台臣言:“先朝决狱,随罪轻重,笞杖异施,今止用杖,乞如旧制。”帝不允。二年,命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等更定律令。帝谕荣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对曰:“臣所择者三百八十条,一条有该三四事者。”帝曰:“古今异宜,不必相沿,但取宜于今者。”大德五年,诏:“凡狱囚禁系,累年疑不能决者,令廉访司申省台详谳。”仍为定例。是年,定强窃盗条格:凡盗人孽畜者,取一偿九。七年,定诸改补钞罪例:为首者杖二百有七,从者减二等;再犯,从者杖与首同。诏:凡为匿名书,辞语重者,诛之;轻者,配流;皆没其妻子。定大都南北兵马司奸盗等罪,六十七以下付本路。七十七以上,付也可札鲁忽赤。是年,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内外大小衙门官吏军民人等曰:“庆赏刑罚,国之大柄,二者不可偏废。朕自即位以来。恪遵世祖成宪。优礼臣下,期于履正奉公,以称朕怀,不务出此。若平章政事伯颜,暗都剌,右丞八都马辛等,营私纳贿,获蔽上下,以致政失其平,民受其弊。今已籍没家资,役戍边远,明正其罪。是用更张,以清庶务。以近年所定赃罪条例,互有重轻,特敕中书省集议,酌古准今,为十二章,自今伊始,凡内外有官守者,其洗心涤虑,奉职忠勤,无俾吾民重困,式符委任责成之意。“所谓十二章者,枉法五章,曰:一贯至十贯,四十七下,不满贯者,量情决断,依例除名;曰:十贯以上至二十贯,五十七下;曰:二十贯以上至三十七贯,七十七下;曰:“三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八十七下;曰:二百贯以上,一百七下。不枉法七章:一贯至二十贯,四十贯本等叙,不满贯者,量情断罪,解见任别行求仕;二十贯以上至五十贯,五十七下,注边远一任;五十贯以上至一百贯,六十七下,降一等;一百贯以上至一百五十贯,七十七下,降二等;一百五十贯以上至二百贯,八十七下,降三等;二百贯以上至三百贯,九十七下,降四等;三百贯以上,一百七下,除名不叙。所谓枉法者,断令有理,一受讫无理人钱物;一受讫有罪人钱物脱放;一受讫有罪人钱物,刑及无辜;一教令有罪人妄指平民,取受钱物;一违例卖官,及横差民户充仓库官、祗待、头目、乡里正等,诈取钱物。不枉法者:一,馈献率敛津助人情推收过割,因事索要勾事纸笔等钱,及仓库院务搭带分例关津批验等钱,其事多端。不能尽举;一,与钱人本宗事无理或有罪,买嘱官吏求胜脱免,虽已受赃,其事未曾枉法结绝,合从不枉法论,其赃物结没,一,与钱人本宗事无理,或买嘱官吏求胜脱免者,不论其事已末结绝及自首,俱合没官;一,与钱人本宗事虽有理,用钱买嘱官吏,要将对讼人凌虐重断,不遂其意,告发到官,即系行赇,亦合没官;一,营求勾当赃钱,及求仕人虽依理合用,当该官吏不曾刁蹬乞取行赇,疾早定夺,或不遂其意告发到官者;一,骗胁科敛等钱,畸零不能给散,或不能尽见出钱,入花名随事议设;一,与钱人本宗事有理,官吏刁蹬取受,告发到官,合给主。终元之世,科赃罪皆依十二章决罚,屡申明其制。以儆官吏焉。八年,诏:“内郡、江南人,凡为盗黥,三次者,谪戍辽阳;诸色人及高丽三次,免黥,谪戍湖广。”未几,仍禁黥面法不用。至大二年,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殴西僧者,截其手,詈者断其舌。此法昔所未闻,有乖国典,乞更其令。”从之。是年,申书省臣言:“律令者,治国之急务,当以时损益。世祖有旨:金《泰和律》勿用,令老臣通法律者参酌古今,从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谓,律令重布,未可轻议。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雠归一,遵而行之。”未几,尚书省臣又言:“国家地广人众,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后不一,执法之吏轻重任意。请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一。”并从之。于是刑律之出入抵牾者,始稍稍改正云。仁宗即位,又命右丞相阿散,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刘正等,择开国以来法制事例,汇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纲有三:一曰诏制,二曰条格,三曰断例。经纬于格例之间,非内外职守所急者,亦时载之,名曰别敕。延祐三年,书成,敕抠密院、御史台、翰林国史、集贤院诸臣相与是正之。至治三年,又命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也可札鲁忽赤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等,就前书而损益之,名曰《大元通制》,仍取延祐二年以后所未类者附著焉。凡诏制为条九十四,条格为条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断例为条七百一十有七,令类五百七十有七,共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其类二十有一:曰名例,曰卫禁,曰职制,曰祭令,曰学规,曰军律,曰户婚,曰食货,曰十恶,曰奸非,曰盗贼,曰诈端,曰诉讼,曰斗殴,曰杀伤,曰禁令,曰杂犯,曰捕亡,曰恤刑,曰平反,曰赎刑。名例为法之本:一曰五刑,笞刑六,自七下至五十七,每十为一等加减;杖刑五,自六十七至一百七,每十为一等加减;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七,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流刑三,二千里比徒四年,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三千里比徒五年;死刑二,斩、凌迟处死。一曰五服:斩衰,三年子为父,妇为夫之父之类;齐衰有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之别,为母,为夫之父母之类;大功,有九月殇七月之别,为同堂兄弟。为姑姊妹适人者之类;小功,五月,为伯叔祖父母、父母,为再从兄弟之类;缌麻,三月,为族兄弟,为族曾父母之类。一日十恶:谋反,谓谋危社稷;谋大逆,谓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谋叛,谓叛背国从伪;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不道,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蛊毒、魇魅者;大不敬,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忌,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者;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亲,小功尊属;不义,谓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吏卒杀本部五品以上官长,及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者;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一曰八议:议亲,谓皇帝祖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大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议故,谓故旧议贤,谓有大德行议能,谓有大才业议功,谓在大功勋议贵,谓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议勤,谓有大勤劳议宾,谓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至狱具,则有枷、杻、锁、镣、杖五者之制。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阔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杻长一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阔三寸,厚一寸。锁长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镣连环重三斤。杖长三尺二寸,毋以筋胶装钉。凡三等:笞杖,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径一分七厘;杖徒,大兴径三分二厘,小头径二分二厘;讯杖,大头径五分五厘,小头径二分二厘。决讯者,并用小头。笞杖以七起数者:世祖建元以前,断狱皆用成数,如匿税者笞五十,犯私盗者杖七十,私宰马牛者杖一百,旧法犹有存者。大德中。刑部尚书王约言:“国朝用刑宽恕,笞杖十减其三,故笞一十减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当又加十也。”议者惮于改正,其事遂寝。至于死刑,有斩无绞,以绞斩相去不至县绝,且从降一等言之,斩之降即为杖一百七籍流,犹有幸不至死之理焉。延祐六年,更定诸盗例:一,强盗持杖伤人,虽不得财,皆死。不伤人、不得财,断一百七,徒三年,但得财,断一百七,交出军。二十贯,为首者敲,为从者一百七,出军,不持杖伤人,造意为首下手者敲。不曾伤人、不得财,断八十七,徒二年。十贯以下,断九十七,徒二年半。至二十贯,断一百七,徒三年。至四十贯,为首者敲,余人断一百七,出军。一,因盗而奸,同强盗伤人论。余人依例断罪。一,两次作贼者,敲。一,初犯偷盗驼、马、牛,为首者断一百七,出军;为从断九十七,徒三年。一,盗驴骡,为首者断八十七,徒二年;为从断七十七,徒一年半。一,盗羊猪,为首者断七十七,徒一年半;为从断七十七,徒一年。一,盗财物三百贯以上者,断一百七,出军。一百贯以上者,断一百七,徒三年。自一百贯至四十贯,凡四等,共杖以十为差,徒以半年为差。十贯以上者,断六十七,徒一年;以下者,六十七,断放;为从者,减一等断配,以至元钞为则。已行不得财者,五十七;谋而未行者,四十七,断放。一,曾经出军徒配再犯者,敲。一,经断放,十贯以下者,再犯,为首者出军,为从,徒三年。一,籍记拘检者,经五年不犯,听保甲除籍。如能告及捕获强盗者,一名减二年,二名除籍;窃盗,一名减一等,五名除籍。除籍后再犯,终身拘籍。天历二年,更定迁徒例,凡应徒者,验所居远近,移之千里,在途遇赦,皆得放还。如不悛再犯,徙于本省不毛之地,十年无过,则量移之。其人死,妻子听归原籍。著为令。元统元年,定妇人犯私盐罪,著为令。后至元元年,中书员外郎陈思谦言:“强盗但伤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杀从而加功之人,与斗而杀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与私宰牛马之罪无异。是视人与牛马等也。法应加重。因奸杀者,所奸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科奸罪,似失推明。”敕刑部改定,著为令。二年,诏:“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骡驴者鲸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鲸,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盗诸物者,倍价偿之。”著为令。自大德以来,窃盗依例刺断,只鲸面而已,无劓法。元之末造,欲重惩盗窃,以遏乱源,至用古肉刑之法,然无救于亡也。赎刑之例四:诸牧民官公罪之轻者,诸职官犯夜者,诸年老七十以上者、幼十五以下不任杖责者,请罪人癃笃残疾不任杖责者。元贞元年刑都议准,每杖笞一下,拟罚赎中统钞一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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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第七十 郭汝梅张炳袁裕孟祺王庭玉刘好礼李元张础陈元凯许楫 孙显王显祖郭汝梅,字和卿,大都漷阴人。金末,大兵陷漷阴,屠之。汝梅方七岁,其父琪,祷于神,原佑此儿,使

列传第六十九

张庭珍庭瑞张立道梁曾李克忠稷张庭珍,字国宝,临潢全州人。父楫,金商州南仓使。太宗四年,籍其民数千来降,命监榷北京路课,改北京都转运使,因家焉。庭珍性强毅,通知经术,尤长《左氏春秋》。宪宗元年,授必阇赤。高丽不请命,擅徒于江华岛,遣庭珍诘之,且诇其叛服。其王言:“臣事本朝,未尝不谨,而大军犹侵掠,避而逃,不得已也。”且赂庭珍金银数千两。庭珍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为求货来耶?”撝之去,反命以状闻。诏禁戍兵勿擅入高丽地。宪宗伐宋,至阆州,授庭珍安抚使。世祖即位,自将讨阿里不哥,以庭珍谙悉漠南道路,遣立沙井诸驿,兼督粮运。至元四年,授同佥吐蕃经略使。六年,授朝列大夫、安南国达鲁花赤,佩金符,使安南。国王陈光昺立受诏,庭珍责之曰:“皇帝不欲并汝土地,而听汝称藩,德至厚也。汝犹依宋为辱齿,妄自尊大。今百万之师围襄阳,拔在旦夕,席卷渡江,则宋亡矣,汝将何恃?且云南之兵,不两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不难,其审处之。”光昺惶恐,下拜受诏。既而语庭珍:“天子怜我,使者来乃待我无礼,汝官为朝列大夫,我王也,与我抗礼,可乎?”庭珍曰:“可。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光昺曰:“汝见云南王拜否?”庭珍曰:“云南王,皇子也,汝蛮夷小国,岂得比云南王。况天子命我为安南长官,位居汝上耶!”光昺曰:“既称大国,何索吾犀象?”光昺曰:“贡献方物,藩臣之职宜然。”光昺无以应,使其人露刃环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刀弓,坦卧室内曰:“听汝所为。”庭珍嫌江水温恶不可饮,索井汲。其人不许曰:“吾欲多投毒井中,饮常死。”庭珍曰:“吾自求饮死,不汝责。”卒汲之,于是安南人皆詟服。明年,遣使偕庭珍入贡。庭珍以所对光昺之言奏闻,帝大悦,使翰林学士承旨王磐为文纪之。迁行省郎中,与阿里海涯从数骑抵襄阳城下,呼宋将吕文焕,谕以祸福。文焕帐前将田世英、曹彪执其总管武荣来降,文焕益惧,明日遣其黑杨都统来纳款。将还报,庭珍曰:“此吕氏心腹将,不如留之,以伐其谋。”无帅阿术然之,乃留不遣。又明日,文焕举城降。以功迁中顺大夫、遥授知归德府、行枢密院经历。俄复为行省郎中,赐金虎符,再迁襄阳总管,兼府尹,又改郢、复二州达鲁花赤。十四年,擢嘉议大夫、平江路达鲁花赤。十五年,改同知浙江道宣慰使,未行,又改大司农卿。丁母忧,军兴闻丧不得辄行,庭珍请纳制书为民,行省知不可夺,听之。庭珍行橐萧然,惟文书袱被而已。家居,又丁父忧。起复南京路总管,兼开封府尹。河北旱,流民南渡,州县避损户口罪,谩以逃闻,朝廷遣使者邀截流民,不欲还。庭珍谓使者曰:“吾不忍老稚顿踣,甘受专辄之咎。”下令诸渡口济之。事闻,诏御史按治,御史廉知其实,奏之,事寝不下。河决,灌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民船数百艘,又编木为筏,载糗粮,四出救之,全活甚众。水入善利门,庭珍颓城为堰以御之,水退,复发民筑外堤,起阳武黑石,东尽陈留张驽河,绵互三十里,河患始平。至元十七年,卒于官,年五十六。庭珍性清慎,丞相伯颜尝语人曰:“诸将渡江,无不剽掠,惟我与国宝自安耳。”闻者以为知言。子岳,提举郢、复鱼湖;崇,四川行省宣差。弟庭瑞。庭瑞,字天表。幼以功业自许,兵法、地志、星历、卜筮,无不推究。以宿卫从宪宗伐蜀,为先锋。中统二年,授元帅府参议,留戍青居山。又将兵城虎啸山。宋将夏贵以兵数万围之,城当炮,皆穿,筑栅守之;栅坏,仍依大树张牛马皮以拒炮。贵绝其水道,庭瑞取人畜溲沸煮之,泻土中以泄臭,人日饮数合,唇皆疮裂,坚守逾月,援兵不敢进。庭瑞度宋兵稍懈,分兵夜劫贵营,杀都统乐俊、雍贵、胡世雄等五人,贵遁走。以功授奉议大夫、知高唐州,改濮州尹,迁陕西四川道按察副使。坐事,左迁四川屯田经略副使。东西川行枢密院发兵围重庆,朝廷知庭瑞练习军情,换成都路总管,佩虎符,舟楫兵仗粮储皆倚以办。擢诸部蛮夷宣抚使。碉门羌因入市争价,杀人,系碉门鱼通司狱中。羌酋怒,断绳桥,谋入劫之。鱼通司来告急,左丞汪惟正问计,庭瑞曰:“羌俗暴悍,以斗杀为勇。今如蜂毒一人,而即以寇盗待之,不可。宜遣使往谕祸福,彼悟,当自归。”惟正曰:“使者无过于君。”遂从数骑,抵羌界。羌陈兵以待。庭瑞进前,语之曰:“杀人偿死,羌与中国法同。有司系其人,欲以为见证耳。而汝即肆行无礼,如行省闻于朝,召近郡兵空汝巢穴矣。其酋长弃枪弩,罗拜曰:“我裂羊脾卜之,视肉之文理何,如其兆,曰:‘有白马将军来,可不劳兵而罢。’今公马果白,敢不从命。”乃论杀人者,余尽纵遣之。遂与约。自今交市者,以碉门为界,无相出入。官买蜀茶,增价鬻于羌。庭瑞更变引法,使引纳二缗,而付券于民,听其自市于羌,羌、蜀俱便之。都掌蛮叛,蛮善飞枪,联松枝为牌自蔽,行省命庭瑞讨之。庭瑞所射矢,出其牌半□,群蛮大骇,即请服。惟斩其酋德兰酉等十余人,而降其余民。授叙州等处蛮夷宣抚使,改潭州路总管。时湖广省臣要束木务聚敛,庭瑞乃谢病归。以疾卒。庭瑞初屯青居,其地多橘树。庭瑞课士卒日入橘皮若干储之,人莫晓也。贾人有丧其资不能归者,人给橘皮一石,及售干中原,价倍蓰,莫不感之。家有爱妾,一日见老人与之语,乃其父也。妾以告庭瑞,召其父谓之曰:“汝女居吾家,不过群婢,归嫁则良人矣。”尽取奁装书券还之,时人以为难。张立道,字显卿。其先陈留人,后徒大名。父善,金进士。大兵下河南,善以策干太弟拖雷,命为必阇赤。立道年十七,以父任备宿卫。至元二年,为郎中,奉使安南。四年,命使河西,给所部军储,以干敏称。皇了忽哥赤封云南王,诏以立道为王府文学。劝王务农厚民,即署立道大理等处劝农官,兼领屯田事,佩银符。寻与侍郎宁端甫使安南。八年,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帅宝合丁专制岁久,有窃据之志,忌忽哥赤来为王,设宴置毒酒中,且赂王相府官无泄其事。立道闻之,趋入见。守门者拒之,立道怒与争。王闻其声,使人召立道,乃得入,为王言之。王引其手使探口中,肉已腐矣。是夕,王卒。宝合丁使人讽忽哥赤妃索王印。立道潜结义士,得十三人,约共讨贼,刺臂血和金屑饮之,推一人走京师告变。事颇露,宝合丁囚立道,将杀之。人匠提举张忠,立道族兄也,结壮士夜劫于狱,出之,共亡至吐藩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罗欢、吏部尚书别帖木儿。遂与立道还,按宝合丁及王府官受赂,皆伏诛。召立道等入朝,问王卒时状。帝闻立道言,泣数行下,歔郗久之,曰:“汝等为我家事甚劳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择之。”立道奏原留事陛下,于是赐立道金五十两,以旌其忠。张忠等亦授官有差。寻复使安南。十年三月,领大司农事,未几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佩金衔,其地有昆明池,夏潦暴至,冒城郭。立道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衣田万余顷。土人虽知蚕桑,未得饲蚕之法,立道始教之,收利十倍。十五年,除中庆路总管,佩虎符。先是,云南不知尊孔子,祀晋王羲之为先师。立道首建也子庙,置学舍,择蜀士之贤者,迎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行省平章赛典赤表言于朝,敕进秩以褒之。十七年,入朝,力请于帝以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爵,帝从之。遂命立道为临安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使,仍佩虎符。陛辞,赐弓矢、衣服、鞍马。始赴任,会禾泥路大首领必思反,扇动诸蛮夷。立道发兵讨之,拔其城,徇金齿甸,越麻甸,抵可蒲,皆下之。二十二年,又籍两江侬士贵、岑从毅、李维屏所部二十五万余户归有司。迁临安广西道军民宣抚使。复创庙学于建水州,书清白之训于公廨以警贪墨,风化大行。入朝,值桑哥用事,遂谢病家居。条时条十二策,帝嘉纳焉。二十八年,武平地陷,命立道为本路总管,以赈其灾。未行,安南世子陈日鐏遣其臣严仲维、陈子良等诣京师请袭爵。先是,其国王陈日烜累召不至,遣诸将讨之,失利而还。帝怒,欲再发兵,丞相完泽、平章不忽木言:“蛮夷小邦,不足劳中国。张立道尝再使安南有功,今遣立往,宜奉命。”帝召至香殿,谕之,授礼部尚书,三珠虎符,赐衣段、金鞍、弓矢以行。至安南界,谓郊劳者曰:“语尔世子,当出城迎诏。”日鐏乃率其属,焚香伏谒道左。既抵府,日鐏拜跪,听诏如礼。立道传上命,数其罪,为书晓之曰:“至诚一念,不避嫌疑,两国之间,正言损益。立道发乘之日,朝廷大臣有言曰:‘小国多疑,汝等当宣言以晓之。’惟汝蕞尔之邦,形服而心犹未化,虽任土修贡之不阙,而未尽其诚。问罪兴师,固大朝之正理。藏锋避锐,亦小国之卑情。奈何与镇南王拒敌争衡,敢忘君臣之分?曩所谓小杖则受,大杖则逃者,斯言安在?倘大朝抚有汝国,国人必弃土地而匿于海隅,虽生何异于死,虽存何异于亡?此海隅之不可伏者一也。江南四百余州不能当中原之一战,安南与江南众寡何若?安能以拒上国乎?今年与战,明年与战,小国之众能有几何?此人力之众不可恃者二也。宋之有国,三百余年,一旦扫地俱空,唇亡齿寒,理有必至。今不至于遽寒者,以其先附大朝,天道相应,气运相通也。今舍天道而尚人力,岂不达天之道欤!此历数之远不可赖者三也。愚闻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之诸侯或朝觐于京师,或会同于邦岳,因军旅之事,愈时越境不以为难,何惮出高水阔之劳,而成祸结兵连之衅。所谓毫厘失之千里者也。今之急务,在于悔过自新,趋朝待罪。圣天子为万邦之首,焉肯食言,必赦前过而加大恩,计无加于此者。汝之小国,不图今日之利,悔将无及。呼吸之机,间不容发,吾非说客,汝勿涉疑。”读罢,其君皆俯首听命。翌日,迎立道入见,谓立道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国之卿,小国之师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镇南王奉词致讨,汝非能胜之也,由其不用向导,率众深入,不见一人,迟疑而还。曾未出险,风雨骤至,弓矢尽坏,众不战而自溃,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险,瘴疬之恶耳。县云南与岭南之人习同而技力等,今发而用之,继以北方之劲卒,汝复能抗哉?汝战不利,不过遁入海中,岛夷乘衅,必来寇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为彼屈,汝为其臣,敦若天子臣?今海上诸夷岁贡于汝才者,亦畏我大国之尔与也。圣天了有德于汝甚厚。前年之师,殊非上意,边将谗汝尔。汝曾不悟,不能遣一介之使,谢罪请命,辄称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国之师,今祸且至矣,惟世子计之。”日鐏拜且泣涕曰:“公言良是,为我计者,皆不知出此。前日之战,救死而已,宁不知惧天子使,公来必能活我。”北面誓,死不敢忘天子之德,出奇宝为贿,立道一无所受,但要日鐏入朝。日鐏曰:“贪生畏死,人之常情。诚有诏贷以不死,臣将何辞。”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严等随立道上表谢罪,修岁贡之礼如初。廷臣有害其功者,以为必先朝而后赦。日鐏惧,卒不敢至,议者惜之。二十九年,遣立道奉使按行两浙。寻授四川南道宣慰使,迁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皇曾孙松封梁王,出镇云南。廷议求旧臣可辅王者,立道遂以陕西行台侍御使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视事期月,卒于官。立道三使安南,官云南最久,得土人之心,为立祠于鄯城西。所著诗文有《效古集》、《平蜀总论》、《安南录》、《云南风土记》、《六诏通说》。子元,云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梁曾,字贡父,大都大兴人。少好学,日记数千言。中统四年以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荐,辟中书左三部令史,三转为中书省掾。至元十年,用累考及格,授云南诸路行省都事,佩银符。久之,擢员外郎。十五年,转同知广南西路左右两江宣抚司事。明年,除南阳府知府。唐、邓二属州为襄阳府所夺,曾力争,卒复旧制。南阳在宋末为边郡,地无桑柘,而岁赋丝,曾请折输布,一郡称便。十七年遣使安南,召见,赐三珠金虎符、貂裘一袭,进兵部尚书。明年,日烜遣其叔遗爱,奉表从曾献方物。二十一年,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以疾去官。二十九年,改淮西宣慰司副使,复以亲老辞,召至京师,敕曾再使安南,授吏部尚书,赐三珠金虎符、袭衣、乘马、弓矢、器币,以礼部郎中陈孚为副。十二月,改授淮安路总管而行。明年正月,至安南。其国门:中曰阳明,左曰日新,右曰云会,安南人郊迎,请由日新门入。曾大怒曰:“奉诏不由中门,是我辱君命。”即回馆。既而请由云会门,曾复执不可,始自阳明门迎诏入。又责日鐏亲出迎诏,且讲本朝尚右之礼。以书往复者三。三月,其国相陶子奇等从曾诣阙请罪,并上万寿颂、金册表、方物,而以黄金器遗曾为赆,曾不受。八月,还京师,进所与陈日鐏往复议事书。帝大悦,解衣赐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两使外国,汝何敢尔!”是日,有亲王至自如林,帝命酌酒,先赐曾,谓亲王曰:“汝所办者汝事,梁曾所办,吾与汝之事,汝勿以为后也。”复于便殿赐酒馔,夜二鼓乃出。明日,诏陈其方物象,鹦鹉于庭,而命曾引所献象,曾以袖引之,象随曾如素驯者,复命引他象,亦然。帝以曾为福人,且问曰:“汝亦惧否?”对曰:“虽惧,君命不敢违。”帝曰善。或谗曾受安南赂者,帝以问曾。曾对曰:“安南以黄金器遗臣,臣不受,以属陶子奇矣。”帝曰:“此馈赆,受之可也。”寻赐白金、金币,中书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与之。仍乘传之任。”大德元年,除杭州路总管,户口复者五万二千四百户。请禁莫夜鞫囚及游街之刑。著为令。四年,丁内艰。先是,丁优制未行,曾奏请终制如礼。七年,除潭州路总管,辞不赴。服除,拜两浙都转运盐使。又明年,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赐三珠金虎符。寻召还,以母丧未葬,扶柩北归,至长芦,赐钞一百锭使营葬。十年,召为中书参议。预内燕,赐只孙一袭。十一年,出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寻迁湖广行省知政事。四年,以疾罢,敕赐乐物。皇庆元年,仁宗以曾前朝旧臣,特授昭文馆大学士、资德大夫。累章乞致仕,不允,复起为集贤侍讲学士。国有大政,必命曾与诸老议之。延祐元年,奉诏代祀中岳中道。以病臻仕。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李克忠,字公瑾,滕州人。父显,倜偿善骑射,从族人李元至都,受知于诸王脱端,以管军千户领邹县尉,累迁河南等路管民权府。克忠,幼警敏,好读书。至元十二年,世祖遣哈撒儿海牙、奴剌丁使安南,以克忠佐之,授安南达鲁花赤府知事。诏有事司依使缅事例,厚给资装。既至,克忠要以三事:一曰国主亲朝,二曰遣子入侍,三曰籍户口归朝廷。安南人不从,克忠以书谕其国主,又不报,乃还。时吐蕃梗命,云南行省并开新路于纳洪土老蛮,克忠等始得平行而返。十四年夏,至上都,召见大安阁,赐金符,擢奉训大夫、工部郎中,兼计议官。十五年,偕礼部尚书柴椿、会同馆使哈剌脱因、工部员外郎董瑞安、南人黎克,复赉玺书谕日谕日烜入朝。十六年,克忠等返。十一月,复遣克忠再往,以竟使事。十七年四月,偕其陪臣黎仲陀等,斋表奉贡物诣阙下。世祖大悦。用事大臣欲克忠往谒,克忠曰:“论功行赏,国有常典,吾岂奔走权门者耶!”竟不往。久之,授奉议大夫、同知岳州路总管府事。初至,教郡人藏冰,已而大疫,以冰疗之,全活甚众。迁泰州尹。又选为海北广东道提刑按察副使,进阶中顺大夫,以新老乞养归。旋起为同知吉州路总管府事,延名儒以兴郡学,士论称之。大德五年卒,年五十六。子希颜,以父荫授进义校尉、南昌县主簿。江西行省参知政事郝天挺雅重之,辟行省掾。又从平章散术台讨宁都贼有功,迁承事郎、袁州路知事。终太常太乐署令。子稷。稷,字孟豳。幼颖敏,八岁能记诵经史。从其父官袁州,师夏镇。又从官铅山,师方回。镇与回,俱名儒,稷兼得其传。泰定四年,登进士第,授淇州判官。调海陵县丞,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擢御史台照磨。至正初,出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迁都事,又入为监察御史。劾奏阉宦高龙卜“侵挠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时相,请谒公行,为国基祸,乞加窜逐,以正邦刑。”章上,流高龙卜于高丽。又言:“御史封事,须至御前开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须优加擢用,以开谏诤之路。殿中侍御史、给事中、起居注,须任端人直士,书百司奏请及帝所可否,月达省台,付史以备纂修之实。”承天护圣寺火,敕更作,稷上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兴大役。”议遂寝。会朝廷方注意守令,因言:“下县尹多从吏部铨注,宜并归省选。茶、盐铁课责备长吏,动受刑谴,何以临民,宜分委佐贰。投下达鲁花赤蠹政害民,宜为佐贰。”帝悉可其奏。迁中书左司都事,又四迁为户部尚书。十一年,廷议以中原租税不实,将履亩起税。稷诣都堂言曰:“今妖寇窃发,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驱民为盗也。”宰相韪之。寻参议中书省事,俄迁治书侍御史。十二年,从丞相脱脱征徐州。贼平,谒告归滕州。既而,召为詹事丞,除侍御史,迁中书参知政事。皇太子受册,摄大礼使,除枢密副使。帝躬祀郊庙,摄太常少卿。寻为侍御史,又为中书参知政事。俄进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寻特加荣禄大夫。至正十九年,丁母忧。诏起复为陕西行省左丞、枢密副使。乞终制,不起。服阕,命为大都总管,兼大兴县尹,除副詹事。二十四年,出为陕西行台中丞,未行,改山东廉访使,得疾,上章致仕。还京师卒,年六十一,赠推忠赞理正宪功臣、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文穆。稷为人孝友恭俭,处家严而有则,与人交一以诚恪。尤笃于乡党朋友之谊,中丞任择善、陈思廉,既没,皆无其遗孤。出入台省者二十年,为时名卿云。史臣曰:“张庭珍诸人,皆奉使安南有名迹者。中统元年,安南世子光昺上书,请三年一贡,从之。庭珍为安南达鲁花赤在至元六年,又责其入贡,疑非事实。是时江南未平,陈氏倚宋为屏蔽,或有倔强之辞,然谓其露刃以胁使者,亦诬矣。盖私家传状所载者,不可以尽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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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列传第六十九

  刘昆洼丹任安杨政张兴戴憑孙期欧阳歙牟长宋登张驯尹敏周防孔僖杨伦  昔王葬、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穨敝,鞠为园蔬,牧兒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信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E06D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  《前书》云:田何传《易》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  刘昆字桓公,陈留东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寻莽败得免。既而天下大乱,昆避难河南负犊山中。  建武五年,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闻之,即除为江陵令。时,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  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帝闻而异之。二十二年,征代杜林为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二十七年,拜骑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诏赐洛阳第舍,以千石禄终其身。中元二年卒。  子轶,字君文,传昆业,门徒亦盛。永平中,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迁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也。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稍迁,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宗之,称为大儒。十七年,卒于官,年七十。  时,中山觟阳鸿,字孟孙,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称,永平中为少府。  任安字定祖,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初仕州郡。后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车征,皆称疾不就。州牧刘焉表荐之,时王涂隔塞,诏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杨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学,从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教授数百人。  范升尝为出妇所告,坐系狱,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抱升子潜伏道傍,候车驾,而持章叩头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胸,政犹不退。哀泣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即尺一出升,政由是显名。  为人嗜酒,不拘小节,果敢自矜,然笃于义。时,帝婿梁松、皇后弟阴就,皆慕其声名,而请与交友。政每共言论,常切磋恳至,不为屈挠。尝诣杨虚侯马武,武难见政,称疾不为起。政入户,径升床排武,把臂责之曰:“卿蒙国恩,备位籓辅,不思求贤以报殊宠,而骄天下英俊,此非养身之道也。今日动者刀入胁。”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以为见劫,操兵满侧,政颜色自若。会阴就至,责数武,令为交友。其刚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将。  张兴字君上,颍川鄢陵人也。习《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举孝廉为郎,谢病去,复归聚徒。后辟司徒冯勤府,勤举为教廉,稍迁博士。永平初,迁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十四年,卒于官。  子鲂,传兴业,位至张掖属国都尉。  戴凭字次仲,汝南平舆人也。习《京氏易》。年十六,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  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独立。光武问其意。凭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帝善之,拜为侍中,数进见问得失。帝谓凭曰:“侍中当匡补国政,勿有隐情。”凭对曰:“陛下严。”帝曰:“朕何用严?”凭曰:“伏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学通古今,陛下纳肤受之诉,遂致禁锢,世以是为严。”帝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凭出,自系廷尉,有诏敕出。后复引见,凭谢曰:“臣无謇谔之节,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谏,偷生苟活,诚惭圣朝。”帝即敕尚书解遵禁锢,拜凭虎贲中郎将,以侍中兼领之。  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在职十八年,卒于官,诏赐东园梓器,钱二十万。  时南阳魏满字叔牙,亦习《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农太守。  孙期字仲彧,济阴成武人也。少为诸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终于家。  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前书》云: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B6F9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  欧阳歙字正思,乐安千乘人也。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  歙既传业,而恭谦好礼让。王莽时,为长社宰。更始立,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见歙在县修政,迁河南都尉,后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为河南尹,封被阳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杨州牧,迁汝南太守。推用贤俊,政称异迹。九年,更封夜侯。  歙在郡,教授数百人,视事九岁,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曰:“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臣身以代歙命。”书奏,而歙已死狱中。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  子复嗣。复卒,无子,国除。  济阴曹曾字伯山,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子祉,河南尹,传父业教授。  又陈留陈弇,字叔明,亦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仕为蕲长。  牟长字君高,乐安临济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国灭,因氏焉。  长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辟,拜博士,稍迁河内太守,坐垦田不实免。  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著《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复征为中散大夫,赐告一岁,卒于家。  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肃宗闻而征之,欲以为博士,道物故。  宋登字叔阳,京兆长安人也。父由,为太尉。  登少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为汝阴令,政为明能,号称“神父”。迁赵相,入为尚书仆射。顺帝以登明识礼乐,使持节临太学,奏定曲律,转拜侍中。数上封事,抑退权臣,由是出为颖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病免,卒于家,汝阴人配社祠之。  张驯字子F6C1,济阴定陶人也。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多因便宜陈政得失,朝廷嘉之。迁丹阳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征拜尚书,迁大司农。初平中,卒于官。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穀梁》、《左氏春秋》。  建武二年,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时,世祖方草创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  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谶,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敏对曰:“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滞。  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自以为钟期、伯牙,庄周、惠施之相得也。  后三迁长陵令。永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有名称,而善于敏,敏坐系免官。及出,叹曰:“喑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谓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  周防字伟公,汝南汝阳人也。父扬,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  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防以未冠,谒去。师事徐州剌史盖豫,受《古文尚书》。经明,举孝廉,拜郎中。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太尉张禹荐补博士,稍迁陈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于家。  子举,自有传。  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乘矣,请从此辞。”遂归,终于家。  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骃曰:“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僖曰:“书传若此多矣!”邻房生梁郁B367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骃默然不对。郁怒恨之,阴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僖以吏捕方至,恐诛,乃上书肃宗自讼曰:  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倘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则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  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线、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  冬,拜临晋令,崔骃以《家林》筮之,谓为不吉,止僖曰:“子盍辞乎?”僖曰:“学不为人,仕不择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在县三年,卒官,遗令即葬。  二子:长彦、季彦,并十余岁。蒲坂令许君然劝令反鲁。对曰:“今载柩而归,则违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华阴。  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问其故。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恶之。举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终于家。  初,平帝时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及莽败,失国。建武十三年,世祖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志卒,子损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损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传,至献帝初,国绝。  杨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人也。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更历数将,志乘于时,以不能人间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元初中,郡礼请,三府并辟,公车征,皆辞疾不就。  后特征博士,为清河王傅。是岁,安帝崩,伦辄弃官奔丧,号泣阙下不绝声。阎太后以其专擅去职,坐抵罪。  顺帝即位,诏免伦刑,遂留行丧于恭陵。服阕,征拜侍中。是时,邵陵令任嘉在职贪秽,因迁武威太守,后有司奏嘉臧罪千万,征考廷尉,其所牵染将相大臣百有余人。伦乃上书曰:“臣闻《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振裘持领,领正则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举者,无以禁绝奸萌。往者湖陆令张叠、萧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衅秽既章,咸伏其诛,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绝者,岂非本举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齐威之霸,杀奸臣五人,并及举者,以弭谤讟。当断不断,《黄石》所戒。夫圣王所以听僮夫匹妇之言者,犹尘加嵩岱,雾集淮海,虽未有益,不为损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伦言切直,辞不逊顺,下之。尚书奏伦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结鬼薪。诏书以伦数进忠言,特原之,免归田里。  阳嘉二年,征拜太中大夫。大将军梁商以为长史。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诏书敕司隶催促发遣,伦乃留河内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刎颈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执,强于三军。固敢有辞。”帝乃下诏曰:“伦出幽升高,宠以籓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托疾自从,苟肆狷志。”遂征诣廷尉,有诏原罪。  伦前后三征,皆以直谏不合。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公车复征,逊遁不行,卒于家。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卷七十九下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高诩包咸魏应伏恭任末景鸾薛汉杜抚召驯杨仁赵晔卫宏董钧丁恭周泽钟兴甄宇楼望程曾张玄李育何休服虔颍容谢该许慎蔡玄  《前书》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为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苌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  高诩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传嘉学,哀、平间为光禄大夫。  诩以父任为郎中,世传《鲁诗》。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荐诩,征为郎,除符离长。去官,后征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农。在朝以方正称。十三年,卒官,赐钱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也。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太守黄谠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谠遂遣子师之。  举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拜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永平五年,迁大鸿胪。每进见,锡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  显宗以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于诸卿,咸皆散与诸生之贫者。病笃、帝亲辇驾临视。八年,年七十二,卒于官。  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  魏应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后归为郡吏,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众常数百人。永平初,为博士,再迁侍中。十三年,迁大鸿胪。十八年,拜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将,诏入授千乘王伉。  应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肃宗甚重之,数进见,论难于前,特受赏赐。时会京师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使应专掌难问,侍中淳于恭奏之,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为上党太守,征拜骑都尉,卒于官。  伏恭字叔齐,琅邪东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后。  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郎。建武四年,除剧令。视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闻。青州举为尤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郭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四年,帝临辟雍,于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罢,诏赐千石奉以终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仪。建初二年冬,肃宗行飨礼,以恭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赐葬显节陵下。  子寿,官至东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为郡功曹,辞以病免。后奔师丧,于道物故。临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  景鸾字汉伯,广汉梓潼人也。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数上书陈救灾变之术。州郡辟命不就,以寿终。  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永平中,为千乘太守,政有异迹。后坐楚事辞相连,下狱死。弟子犍为杜抚、会稽澹台敬伯、钜鹿韩伯高最知名。  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沈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后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辟,及苍就国,掾史悉补王官属,未满岁,皆自劾归。时,抚为大夫,不忍去,苍闻,赐车马财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  召驯字伯春,九江寿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时为少府。父建武中为卷令,俶傥不拘小节。  驯小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迁骑都尉,侍讲肃宗。拜左中郎将,入授诸王。帝嘉其义学,恩宠甚崇。出拜陈留太守,赐刀剑钱物。元和二年,入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为光禄勋,卒于官,赐冢茔陪园陵。  孙休,位至青州刺史。  杨仁字文义,巴郡阆中人也。建武中,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举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上府让选。  显宗特诏补北宫卫士令,引见,问当世政迹。仁对以宽和任贤,抑黜骄戚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当世急务。帝嘉之,赐以缣钱。  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肃宗既立,诸马共谮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垦田千余顷。行兄丧去官。  后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贪奢不法,仁终不与交言同席,时人畏其节。后为阆中令,卒于官。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斯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  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时,山阳张匡,字文通,亦习《韩诗》,作章句。后举有道,博士征,不就。卒于家。  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  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  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又著赋、颂、诔七首,皆传于世。  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中兴已后,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建武中,曹充习庆氏学,传其子褒,遂撰《汉礼》,事在《褒传》。  董钧字文伯,犍为资中人也。习《庆氏礼》。事大鸿胪王临。元始中,举明经,迁禀牺令。病去官。建武中,举孝廉,辟司徒府。  钧博通古今,数言政事。永平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称为通儒。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后坐事左转骑都尉。年七十余,卒于家。  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前书》齐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平赢公,赢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彭祖为《春秋》严氏学,安乐为《春秋》颜氏学,又瑕丘江公传《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贾谊为《春秋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  丁恭字子然,山阳东缗人也。习《公羊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州郡请召不应。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十一年,迁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EA52等皆受业于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骑都尉,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卒于官。  周泽字稺都,北海安丘人也。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马府,署议曹祭酒。数月,征试博士。中元元年,迁黾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归爱之。永平五年,迁右中郎将。十年,拜太常。  泽果敢直言,数有据争。后北地太守廖信坐贪秽下狱,没入财产,显宗以信臧物班诸廉吏,唯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特蒙赐焉。是时京师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励。  堪字子稺,河南缑氏人也。明经学,有志操,清白贞正,爱士大夫,然一毫未尝取于人,以节介气勇自行。王莽末,兵革并起,宗族老弱在营保间,堪常力战陷敌,无所回避,数被创刃,宗族赖之,郡中咸服其义勇。  建武中,仕郡县。公正廉洁,奉禄不及妻子,皆以供宾客。及为长吏,所在有迹,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尝为县令,谒府,趋步迟缓,门亭长谴堪御吏,堪便解印绶去,不之官。后复仕为左冯翊,坐遇下促急,司隶校尉举奏免官。数月,征为侍御史,再迁尚书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禄勋。  堪清廉,果于从政,数有直言,多见纳用。十八年,以病乞身,为侍中骑都尉,卒于官。堪行类于泽,故京师号曰“二稺”。  十二年,以泽行司徒事,如真。泽性简,忽威仪,颇失宰相之望。数月,复为太常。清洁循行,尽敬宗庙。常卧疾斋宫,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干犯斋禁,遂收送诏狱谢罪。当世疑其脆激。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十八年,拜侍中骑都尉。后数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于家。  钟兴字次文,汝南汝阳人也。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迁左中郎将。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封关内侯。兴自以无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邪?”兴曰:“臣师于恭。”于是复封恭,而兴遂固辞不受爵,卒于官。  甄宇字长文,北海安丘人也。清净少欲。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中,为州从事,征拜博士,稍迁太子少傅,卒于官。  传业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建初中,举孝廉,卒于梁相。子孙传学不绝。  楼望字次子,陈留雍丘人也。少习《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乡闾。建武中,赵节王栩闻其高名,遣使赍玉帛请以为师,望不受。后仕郡功曹。永平初,为侍中、越骑校尉,入讲省内。十六年,迁大司农。十八年,代周泽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转太中大夫,后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于官,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举孝廉,迁海西令,卒于官。  张玄字君夏,河内河阳人也。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  玄初为县丞,尝以职事对府,不知官曹处,吏白门下责之。时,右扶风琅邪徐业,亦大儒也,闻玄诸生,试引见之,与语,大惊曰:“今日相遭,真解F8D5矣!”遂请上堂,难问极日。  后玄去官,举孝廉,除为郎。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廉说《严氏》、《冥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风漆人也。少习《公羊春秋》。沉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深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记荐育于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交之。州郡请召,育到,辄辞病去。  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育方正,为议郎。后拜博士。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再迁尚书令。及马氏废,育坐为所举免归。岁余复征,再迁侍中,卒于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不仕州郡。进退必以礼。  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  党禁解,又辟司徒。群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单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后改为虔,河南荥阳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举孝廉,稍迁,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乱行客,病卒。所著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  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傅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  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仕为公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病去官。欲归乡里,会荆州道断,不得去。少府孔融上书荐之曰:  臣闻高祖创业,韩、彭之将征讨暴乱,陆贾、叔孙通进说《诗》、《书》。光武中兴,吴、耿佐命,范升、卫宏修述旧业,故能文武并用,成长久之计。陛下圣德钦明,同符二祖,劳谦厄运,三年乃F446。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王师电鸷,群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综礼纪。窃见故公车司马令谢该,体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学,博通群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求之远近,少有畴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陈庭,黄能入寝,亥有二首,非夫洽闻者,莫识其端也。B36F不疑定北阙之前,夏侯胜辩常阴之验,然后朝士益重儒术。今该实卓然比迹前列,间以父母老疾,弃官欲归,道路险塞,无自由致。猥使良才抱朴而逃,逾越山河,沉沦荆楚,所谓往而不反者也。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克像以求傅说,岂不烦哉?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召该令还。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  书奏,诏即征还,拜议郎。以寿终。  建武中,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众议,而因不复补。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  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也。学通《五经》,门徒堂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征辟并不就。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迁侍中,出为弘农太守,卒官。  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杨雄曰:“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帨。”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谓“譊々之学,各习其师”也。且观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杀逆,其将有意乎!  赞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方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千载不作,渊原谁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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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汉以来,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条,设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宋采用之活动的特征。,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载者,则听之于敕。故时轻时重,无一是之归。元制,取所行一时之例为条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长等言:“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太祖从其言。

  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和力量对比,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初诏内外风宪官,以讲读律令一条,考校有司。其不能晓晰者,罚有差。庶几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视为具文。由此奸吏骫法,任意轻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临时处治者,因罪在八议不得擅自勾问、与一切疑狱罪名难定、及律无正文者设,非谓朝廷可任情生杀之也。英、宪以后,钦恤之意微,侦伺之风炽。巨恶大憝,案如山积,而旨从中下,从之不问。或本无死理,而片纸付诏狱,为祸尤烈。故综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厂竖姓名,传不备载,列之于此,使有所考焉。

  明太祖平武昌,即议律令。吴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书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著作。,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谕之曰:“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卿等悉心参究,日具刑名条目以上,吾亲酌议焉。”每御西楼,召诸臣赐坐,从容讲论律义。十二月,书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五年,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其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九年,太祖览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十六年,命尚书开济定诈伪律条。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改《名例律》冠于篇首。

  为卷凡三十,为条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条。《吏律》二卷,曰职制十五条,曰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山西阳曲人。曾讲学于三立书院。明亡后,隐居山中,坚持,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八条,曰仓库二十四条,曰课程十九条,曰钱债三条,曰市廛五条。《礼律》二卷,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五卷,曰宫卫十九条,曰军政二十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曰盗贼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二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二卷,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

  为五刑之图凡二。首图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认为,通过理智能发现作为演绎推理之起点的清楚明白的天,自一十至五十,每十为一等加减。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为一等加减。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死刑二,绞、斩。五刑之外,徒有总徒四年,遇例减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斩、绞、杂犯减等者。流有安置,有迁徙,去乡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曰充军。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二死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充军、凌迟,非五刑之正,故图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于原配处所,依工、乐户留住法。三流并决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即唐、宋所谓加役流也。徒者于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数年限决讫,应役无得过四年。

  次图七:曰笞,曰杖,曰讯杖,曰枷,曰杻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32年在斯,曰索,曰镣。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减一分。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减如笞之数。笞、杖皆以荆条为之,皆臀受。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减如笞杖之数,以荆条为之,臀腿受。笞、杖、讯,皆长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较勘,毋以筋胶诸物装钉。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为长短轻重之数。长五尺五寸,头广尺五寸,杻长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铁为之,以系轻罪者,其长一丈。镣,铁连环之,以絷足,徒者带以输作,重三斤。

  又为丧服之图凡八:族亲有犯,视服等差定刑之轻重。其因礼以起义者,养母、继母、慈母皆服三年。殴杀之,与殴杀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为容隐者力”。把社会不平等的出现看作既是进步的又是退步的,猜测,罪得递减。舅姑之服皆斩衰三年,殴杀骂詈之者,与夫殴杀骂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缌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为婚姻。

  大恶有十:曰谋反,曰谋大逆,曰谋叛,曰恶逆,曰不道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相对。矛盾斗争的一种形,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义,曰内乱。虽常赦不原。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窃盗,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当议者有八:曰议亲,曰议故,曰议功,曰议贤,曰议能,曰议勤,曰议贵,曰议宾。

  太祖谕太孙曰:“此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逐步认识并掌握自然、社会运动的法则,,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会其意可也。”太孙请更定五条以上,太祖览而善之。太孙又请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条,复谕之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不从。

  三十年,作《大明律》诰成。御午门,谕群臣曰:“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转化矛盾双方之间相互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及《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其目十条: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复为《续编》、《三编》,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囚有《大诰》者,罪减等。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自《律诰》出,而《大诰》所载诸峻令未尝轻用。其后罪人率援《大诰》以减等,亦不复论其有无矣。

  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态》等。,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法司得援以为证,请于上而后行焉。凡违令者罪笞,特旨临时决罪,不著为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辄引比律,致罪有轻重者,以故入论。罪无正条,则引律比附,定拟罪名,达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大抵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至其恻隐之意,散见于各条,可举一以推也。如罪应加者,必赃满数乃坐。如监守自盗用之虚语”。明清之际王夫之则明确指出:天理与人欲相统一,,赃至四十贯绞。若止三十九贯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极于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终不得至死。而减至流者,自死而之生,无绞斩之别。即唐律称加就重条。称日者以百刻,称年者以三百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及各文书违限,虽稍不及一时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称日以百刻条。未老疾犯罪,而事发于老疾,以老疾论;幼小犯罪,而事发于长大,以幼小论。即唐律老小废疾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无养者,得奏闻取上裁。犯徒流者,余罪得收赎,存留养亲。即唐律罪非十恶条。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狱者,许令亲人入侍,徒流者并听随行,违者罪杖。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即唐律同居相容隐条。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文职责在奉法,犯杖则不叙。军官至徒流,以世功犹得擢用。凡若此类,或间采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谓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

  建文帝即位,谕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互斗争关系的哲学范畴。其实质是矛盾关系,并构成事物的,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永乐元年,定诬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言:“《大明律》后,有《会定见行律》百有八条,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廪给,《刑律》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条,皆轻重失伦。流传四方,有误官守。乞追板焚毁。”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论。十八年,定挟诈得财罪例。  弘治中,去定律时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以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至十三年义理论根据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刑官复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后又申明《大诰》,有罪减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遗奸,列圣因时推广之而有例,例以辅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于是下尚书白昂等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议以闻。九卿执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后,律例并行而网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条,诸王无故出城有罚,其法尤严。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应鹏言:“正德间,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宜编入。”不从。惟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言:“自弘治间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元年后钦定事例,永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事例,虽奉诏革除,顾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者,亦宜详检。若官司妄引条例,故入人罪者,当议黜罚。”会茂坚去官,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增至二百四十九条。三十四年,又因尚书何BI言,增入九事。万历时,给事中乌昇请续增条例。至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乃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籓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问刑条例》。帝以律应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画一为是。然时方急法,百司救过不暇,议未及行。

  太祖之定律文也,历代相承,无敢轻改。其一时变通,或由诏令,或发于廷臣奏议太一古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的用语。意即绝对的一,它,有关治体,言获施行者,不可以无详也。  洪武元年,谕省臣:“鞫狱当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连坐。”尚书夏恕尝引汉法新民学会见“历史”中的“新民学会”。,请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汉仍秦旧,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诬逮,其子诉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诉。太祖曰:“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殴孕妇至死者,律当绞,其子乞代。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妇系二人之命,犯人当二死之条,与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无辜之子。”诏从后议。二十年,詹徽言:“军人有犯当杖,其人尝两得罪而免,宜并论前罪,诛之。”太祖曰:“前罪既宥,复论之则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获鬻私盐者送京师,而以盐赏获者。户部以其违例,罚偿盐入官,且责取罪状。安言:“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则于律内非应捕人给赏之言,自相违悖,失信于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诏如律。

  永乐二年,刑部言河间民讼其母,有司反拟母罪。诏执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职官及中外旗校军民人等,凡犯重条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中,批判了黑,依律科断,轻者免决,记罪。其有不应侵损于人等项及情犯重者,临时奏请。十六年,严犯赃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惩贪吏,诏犯赃者无贷。复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著为令。”日久法弛,故复申饬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言:“诳骗之律,当杖而流,今枭首,非诏书意。”命如律拟断。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言:“民间无籍之徒,好兴词论,辄令老幼残疾男妇诬告平人,必更议涉虚加罚乃可。”遂定老幼残疾男妇诬告人罚钞赎罪例。其后孝宗时,南京有犯诬告十人以上,例发口外为民。而年逾七十,律应收赎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律论断。例应充军??哨、口外为民者,仍依律发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正统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时西南部)。邹鲁之地保存了丰富的西周文物典籍,为儒学的发,钞贵物贱,所以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免绞充军。今钞贱物贵,若以物估钞至百二十贯枉法赃俱发充军,轻重失伦矣。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估钞八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其受赃不及前数者,视见行例发落。”从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载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今窃盗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请定为例。”章下三法司议,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后三犯者绞。”帝曰:“窃盗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不论赦,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后宪宗时,都御史李秉援旧例奏革。既而南京盗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闻之,诏仍以赦前后三犯为令。至神宗时,复议奏请改遣云。十二年,以知县陈敏政言,民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及以所携前夫之子为婿者,并依同父异母姊妹律,减等科断。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决断武臣,独舍律用例,武臣益纵荡不检。请一切用律。”诏从之。武臣被黜降者,腾口谤讪,有司畏事,复奏革其令。十九年定,窃盗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窃盗,计赃满百贯者犯,当绞斩。罪虽杂犯,其情颇重。”三犯前罪,即累恶不悛之人,难准常例。其不满贯犯,徒流以下罪者,虽至三犯,原情实轻,宜特依常例治之。”议上,报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言:“五刑最轻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数有多寡。今在外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纵令事觉之耳目,“德性之知”乃人之“天地良知”。人性有气质之性,不过以因公还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复生之地,多者数十,甚者数百,积骸满狱,流血涂地,可为伤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谓之公。一以公名,虽多无害。此则情重而律轻者,不可以不议也。请凡考讯轻罪即时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议行降调,或病死不实者,并治其医。”乃下所司议处。嘉靖十五年,时有以手足殴人伤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拟斗殴杀人论绞。大理寺执嘉靖四年例,谓当以殴伤论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问刑条例》又谓斗殴杀人、情实事实者,虽延至限外,仍拟死罪,奏请定夺。臣部拟上,每奉宸断,多发充军,盖虽不执前科,亦仅末减之耳。殴伤情实至限外死,即以笞断,是乃侥幸凶人也。且如以凶器伤人,虽平复,例亦充军,岂有实殴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报罢,请谕中外仍如《条例》便。”诏如部议。自后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议拟,奏请定夺。

  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言:“问刑官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如律文所谓‘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指制诰而言。今则操军违限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主张不要无产阶级,只要通过农民及农,守备官军不入直,开场赌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奸条下,所谓‘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财买求其妻,又使之休卖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应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矣。所谓‘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盖谓律文该载不尽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条,自当依本条科断。今所犯殴人成伤,罪宜笞,而议罪者则曰‘除殴人成伤,律轻不坐外,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殴人轻罪不坐,则无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应得为’,臣诚不知其所谓。”刑部尚书毛恺力争之,廷臣皆是诤议。得旨:“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非系奸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

  万历中,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

  一、律称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盖谓功臣家方给赏奴婢,庶民当自服勤劳,故不得存养。有犯者皆称雇工人,初未言及缙绅之家也。缙绅之家,存养奴婢,势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议,无论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受值微少、工作计日月者,以凡人论。若财买十五以下、恩养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视同子孙论。或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论;缙绅之家,视奴婢律论。

  一、律称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惟铜铁私铸者,故斩。若篆文虽印,形质非印者,不可谓之伪造,故例又立描摸充军之条。以后伪造印信人犯,如系木石泥蜡之类,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拟斩。伪造行使止一次、而赃不满徒者,亦准窃盗论。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

  一、律称窃盗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但赃有多寡,即拟有轻重。以后凡遇窃盗,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后者,依律论绞。或赦前后所犯并计三次者,皆得奏请定夺。录官附入矜疑辨问疏内,并与改遣。

  一、强盗肆行劫杀,按赃拟辟,决不待时。但其中岂无罗织雠扳,妄收抵罪者?以后务加参详。或赃证未明,遽难悬断者,俱拟秋后斩。

  一、律称同谋共殴人,以致命伤重,下手者论绞,原谋余人各得其罪。其有两三人共殴一人,各成重伤,难定下手及系造谋主令之人,遇有在监禁毙者,即以论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数年之后者,即将见监下手之人拟从矜宥。是以病亡之躯,而抵殴死之命,殊属纵滥。以后毋得一概准抵。

  一、在京恶逆与强盗真犯,虽停刑之年,亦不时处决。乃凶恶至于杀父,即时凌迟,犹有余憾。而在外此类反得迁延岁月,以故事当类奏,无单奏例耳。夫单奏,急词也;类奏,缓词也。如此狱在外数年,使其瘐死,将何以快神人之愤哉!今后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单详到院,院寺单奏,决单一到,即时处决。其死者下府州县戮其尸。庶典刑得正。

  旨下部寺酌议,俱从之。惟伪造印文者,不问何物成造,皆斩。报可。

  赎刑本《虞书》,《吕刑》有大辟之赎,后世皆重言之。至宋时,尤慎赎罪,非八议者不得与。明律颇严,凡朝廷有所矜恤、限于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于赎例,所以济法之太重也。又国家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而实边、足储、振荒、宫府颁给诸大费,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故赎法比历代特详。凡赎法有二,有律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律赎无敢损益,而纳赎之例则因时权宜,先后互异,其端实开于太祖云。

  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赎钱,吏每季类决之,各还职役,不附过。杖以上记所犯罪名,每岁类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满考,通记所犯次数黜陟之。吏典亦备铨选降叙。至于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过还职而不赎,笞五十者调用。军官杖以上皆的决。文官及吏杖罪,并罢职不叙,至严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议定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与例互有异同。及颁行《大明律》,御制序:“杂犯死罪、徒流、迁徙等刑,悉视今定赎罪条例科断。”于是例遂辅律而行。  仁宗初即位,谕都察院言:“输罚工作之令行,有财者悉幸免,宜一论如律。”久之,其法复弛。正统间,侍讲刘球言:“输罪非古,自公罪许赎外,宜悉依律。”时不能从。其后循太祖之例,益推广之。凡官吏公私杂犯准徒以下,俱听运炭纳米等项赎罪。其军官军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赎亦如之矣。

  赎罪之法,明初尝纳铜,成化间尝纳马,后皆不行,不具载。惟纳钞、纳钱、纳银常并行焉,而以初制纳钞为本。故律赎者曰收赎律钞,纳赎者曰赎罪例钞。永乐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其情轻者,斩罪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流徒杖笞纳钞有差。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赎钞二十贯。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并折杖百四十。其所罚钞,悉如笞杖所定。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死罪终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问拟笞杖罪囚,有力者纳钞。笞十,二百贯,每十以二百贯递加,至笞五十为千贯。杖六十,千八百贯,每十以三百贯递加,至杖百为三千贯。其官吏赃物,亦视今例折钞。天顺五年,令罪囚纳钞,每笞十,钞二百贯,余四笞,递加百五十贯;至杖六十,增为千四百五十贯,余杖各递加二百贯,成化二年,令妇人犯法赎罪。

  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银钱之制。例难的决人犯,并妇人有力者,每杖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每十以二百贯递减,至杖六十为银六钱;笞五十,应减为钞八百贯,折银五钱,每十以百五十贯递减;至笞二十为银二钱;笞十应钞二百贯,折银一钱。如收铜钱,每银一两折七百文。其依律赎钞,除过失杀人外,亦视此数折收。

  正德二年,定钱钞兼收之制。如杖一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者,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硃廷声言:“收赎与赎罪有异,在京与在外不同,钞贯止聚于都下,钱法不行于南方。故事,审有力及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者,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有收赎律钞。赎罪例钞,钱钞兼收,如笞一十,收钞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其钞二百贯,折银一钱。杖一百,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今收赎律钞,笞一十,止赎六百文,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及一分,似为太轻。盖律钞与例钞,贯既不同,则折银亦当有异。请更定为则,凡收赎者,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如笞一十,赎钞六百文,则折银七厘五毫,以罪重轻递加折收赎。”帝从其奏,令中外问刑诸司,皆以此例从事。

  是时重修条例,奏定赎例。在京则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银三钱。至徒五年,折银十八两。运囚粮、每笞一十,米五斗,折银二钱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银二十五两。运灰、每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银一两二钱六分。至徒五年,六万斤,折银六十三两。运砖、每笞一十,七十个,折银九钱一分。至徒五年,三千个,折银三十九两。运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十,二百斤,折银四钱。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银十七两。运灰最重,运炭最轻。在外则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颇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视在京运囚粮,每米五斗,纳谷一石。初折银上库,后折谷上仓。稍有力,视在京做工年月为折赎。妇人审有力,与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之人,赎罪应钱钞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银一钱。其老幼废疾妇人及天文生余罪收赎者,每笞一十应钞六百文,折收银七厘五毫。于是轻重适均,天下便之。至万历十三年,复申明焉,遂为定制。  凡律赎,若天文生习业已成、能专其事、犯徒及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妇人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

  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赎钞应十二贯,除决杖准讫六贯,余钞六贯,折银七分五厘,余仿此。  其决杖一百,审有力又纳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应收钱三百五十文,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

  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凡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者,依幼小论,并得收赎。  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发,或无疾时犯罪,废疾后事发,得依老疾收赎。他或七十九以下犯死罪,八十事发,或废疾时犯罪,笃疾时事发,得入上请。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发,得勿论,不在收赎之例。

  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

  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月之后老疾,合计全赎钞十二贯。除已杖六十,准三贯六百文,剩徒一年,应八贯四百文计算。每徒一月,赎钞七百文,已役一月,准赎七百文外,未赎十一月,应收赎七贯七百文。余仿此。  老幼废疾收赎,惟杂犯五年仍科之。盖在明初,即真犯死罪,不可以徒论也  其诬告例,告二事以上,轻实重虚,或告一事,诬轻为重者,已论决全抵剩罪,未论决笞杖收赎,徒流杖一百,余罪亦听收赎。

  如告人笞三十,内止一十实已决,全抵,剩二十之罪未决,收赎一贯二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内止二十实已决,全抵,剩四十之罪未决,收赎二贯四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内止杖五十实已决,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决,徒一年,折杖六十,并杖共七十,收赎四贯二百文。

  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内止杖六十、徒一年实已决,以总徒四年论,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决,以连徒折杖流加一等论,共计杖二百二十,除告实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赎钞六贯。若计剩罪,过杖一百以上,须决杖一百讫,余罪方听收赎。

  又过失伤人,淮斗殴伤人罪,依律收赎。至死者,准杂犯斩绞收赎,钞四十二贯。内钞八分,应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二分,应八千四百文,给付其家。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赎。钞三十六贯。若犯徒流,存留养亲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其法实杖一百,不准折赎,然后计徒流年限,一视老幼例赎之。此律自英宗时诏有司行之,后为制。天文生、妇女犯徒流,决杖一百,余罪收赎者,虽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决杖一百,律所谓应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议,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诰》减之。至临决时,某系天文生,某系妇人,依律决杖一百,余收赎。所决之杖并须一百者,包五徒之数也。然与诬告收赎剩杖不同。盖收赎余徒者决杖,而赎徒收赎剩杖者,折流归徒,折徒归杖,而照数收赎之,其法各别也。其妇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奸盗不孝与乐妇外,若审有力并决杖,亦得以纳钞赎罪。例每杖十,折银一钱为率,至杖一百,折银一两止。凡律所谓收赎者,赎余罪也。其例得赎罪者,赎决杖一百也。徒、杖两项分科之,除妇人,余囚徒流皆杖决不赎。惟弘治十三年,许乐户徒杖笞罪,亦不的决,此律钞之大凡也。

  例钞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灰、运炭、运砖、纳米、纳料等项赎罪。此上系不亏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应革去职役,此系行止有亏者。与军民人等审无力者,笞、杖罪的决,徒、流、杂犯死罪各做工、摆站、哨??、发充仪从,情重者煎盐炒铁。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军丁人等,无差占者与例难的决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时新例,犯奸盗受赃,为行止有亏之人,概不许赎罪。唯军官革职者,俱运炭纳米等项发落,不用五刑条例的决实配之文,所以宽武夫,重责文吏也。于是在京惟行做工、运囚粮等五项,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项,法令益径省矣。

  要而论之,律钞轻,例钞重。然律钞本非轻也。祖制每钞一文,当银一厘,所谓笞一十折钞六百文定银七厘五毫者,即当时之银六钱也。所谓杖一百折钞六贯银七分五厘者,即当时之银六两也。以银六钱,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以银一两,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惩犯罪者之心,宜其势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于是不得已定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而其实所定之数,犹不足以当所赎者之罪,然后例之变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军民犯罪听赎者,大抵罚役之令居多,如发凤阳屯种、滁州种苜蓿、代农民力役、运米输边赎罪之类,俱不用钞纳也。律之所载,笞若干,钞若干文,杖若干,钞若干贯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诏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百石,徒流递减,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备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运纳甘州、威虏,就彼充军。计其米价、脚价之费,与钞数差不相远,其定为赎钞之等第,固不轻于后来之例矣。然罪无一定,而钞法之久,日变日轻,此定律时所不及料也。即以永乐十一年令“斩罪情轻者,赎钞八千贯,绞及榜例死罪六千贯”之诏言之,八千贯者,律之八千两也;六千贯者,律之六千两也;下至杖罪千贯,笞罪五百贯,亦一千两、五百两也。虽革除之际,用法特苛,岂有死罪纳至八千两,笞杖罪纳至一千两、五百两而尚可行者?则知钞法之弊,在永乐初年,已不啻轻十倍于洪武时矣。

  宣德时,申交易用银之禁,冀通钞法。至弘治而钞竟不可用,遂开准钞折银之例。及嘉靖新定条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赎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纳钞六百文也;稍有力工价三钱,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则后之例钞,才足比于初之律钞耳。而况老幼废疾,诸在律赎者之银七厘五毫,准钞六百文,银七分五厘,准钞六贯。凡所谓律赎者,以比于初之律钞,其轻重相去尤甚悬绝乎?唯运炭、运石诸罪例稍重,盖此诸罪,初皆令亲自赴役,事完宁家,原无纳赎之例。其后法令益宽,听其折纳,而估算事力,亦略相当,实不为病也。  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然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之名尚存也。至万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诸例,并不见施行,而法益归一矣。所谓通变而无失于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赎罪:死罪拘役终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计日月。或修造,或屯种,或煎盐炒铁,满日疏放。疏放者,引赴御桥,叩头毕,送应天府,给引宁家。合充军者,发付陕西司,按籍编发。后皆折纳工价,惟赴桥如旧。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言:“纳米赎罪,朝廷宽典,乃军储仓拘系罪囚,无米输纳,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尝奏:“囚无米者,请追纳于原籍,匠仍输作,军仍备操,若非军匠,则遣还所隶州县追之。”诏从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视地远近,边卫充军有定所。盖降死一等,唯流与充军为重。然《名例律》称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如二死遇恩赦减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诰》减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无不减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设而不用。而充军之例为独重。律充军凡四十六条,《诸司职掌》内二十二条,则洪武间例,皆律所不载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条例,充军凡二百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应充军者,大理寺审讫,开付陕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乡贯,依南北籍编排甲为二册,一进内府,一付该管百户,领去充军。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卫;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有逃故,按籍勾补。其后条例有发烟瘴地面、极边沿海诸处者,例各不同。而军有终身,有永远。永远者,罚及子孙,皆以实犯死罪减等者充之。明初法严,县以千数,数传之后,以万计矣。有丁尽户绝,止存军产者,或并无军产,户名未除者,朝廷岁遣御史清军,有缺必补。每当勾丁,逮捕族属、里长,延及他甲,鸡犬为之不宁。论者谓既减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锯之上,如革除所遣谪,至国亡,戍籍犹有存者,刑莫惨于此矣。嘉靖间,有请开赎军例者。世宗曰:“律听赎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减从谪发,不可赎。”御史周时亮复请广赎例。部议审有力者银十两,得赎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赎军之议卒罢。御史胡宗宪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发充边军者,宜令纳银自赎。”部议以为然,因拟纳例以上。帝曰:“岂可设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复不允。

  万历二年,罢岁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按,民获稍安。给事中徐桓言:“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当如其例。”给事中严用和请以大审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许。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子孙,止于本犯亲枝内勾补,尽绝即与开豁。若未经发遣而病故,免其勾补。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以著伍后所生子孙替役,不许勾原籍子孙。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俱止终身。”崇祯十一年,谕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止拘本妻,无妻则已,不许擅勾亲邻。如衰痼老疾,准发口外为民。”十五年,又谕:“欲令引例充军者,准其赎罪。”时天下已乱,议卒不行。

  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亲族有科敛军装之费,里递有长途押解之扰。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走,可干没口粮,每私纵之。其后律渐弛,发解者不能十一。其发极边者,长解辄贿兵部,持勘合至卫,虚出收管,而军犯顾在家偃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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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第七 诸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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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六十九 刑法一-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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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五年,定宦官禁令及亲属相容隐律,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其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九年,太祖览律条犹有未当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十六年,命尚书开济定诈伪律条。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改《名例律》冠于篇首。  为卷凡三十,为条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条。《吏律》二卷,曰职制十五条,曰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山西阳曲人。曾讲学于三立书院。明亡后,隐居山中,坚持,曰户役十五条,曰田宅十一条,曰婚姻十八条,曰仓库二十四条,曰课程十九条,曰钱债三条,曰市廛五条。《礼律》二卷,曰祭祀六条,曰仪制二十条。《兵律》五卷,曰宫卫十九条,曰军政二十条,曰关津七条,曰厩牧十一条,曰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曰盗贼二十八条,曰人命二十条,曰斗殴二十二条,曰骂詈八条,曰诉讼十二条,曰受赃十一条,曰诈伪十二条,曰犯奸十条,曰杂犯十一条,曰捕亡八条,曰断狱二十九条。《工律》二卷,曰营造九条,曰河防四条。  为五刑之图凡二。首图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认为,通过理智能发现作为演绎推理之起点的清楚明白的天,自一十至五十,每十为一等加减。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为一等加减。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为一等加减。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为一等加减。死刑二,绞、斩。五刑之外,徒有总徒四年,遇例减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斩、绞、杂犯减等者。流有安置,有迁徙,去乡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为民,其重者曰充军。充军者,明初唯边方屯种。后定制,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军有终身,有永远。二死之外,有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诸罪者。充军、凌迟,非五刑之正,故图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于原配处所,依工、乐户留住法。三流并决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即唐、宋所谓加役流也。徒者于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数年限决讫,应役无得过四年。  次图七:曰笞,曰杖,曰讯杖,曰枷,曰杻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32年在斯,曰索,曰镣。笞,大头径二分七厘,小头减一分。杖,大头径三分二厘,小头减如笞之数。笞、杖皆以荆条为之,皆臀受。讯杖,大头径四分五厘,小头减如笞杖之数,以荆条为之,臀腿受。笞、杖、讯,皆长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较勘,毋以筋胶诸物装钉。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为长短轻重之数。长五尺五寸,头广尺五寸,杻长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铁为之,以系轻罪者,其长一丈。镣,铁连环之,以絷足,徒者带以输作,重三斤。  又为丧服之图凡八:族亲有犯,视服等差定刑之轻重。其因礼以起义者,养母、继母、慈母皆服三年。殴杀之,与殴杀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为容隐者力”。把社会不平等的出现看作既是进步的又是退步的,猜测,罪得递减。舅姑之服皆斩衰三年,殴杀骂詈之者,与夫殴杀骂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缌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为婚姻。  大恶有十:曰谋反,曰谋大逆,曰谋叛,曰恶逆,曰不道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相对。矛盾斗争的一种形,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义,曰内乱。虽常赦不原。贪墨之赃有六:曰监守盗,曰常人盗,曰窃盗,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赃。当议者有八:曰议亲,曰议故,曰议功,曰议贤,曰议能,曰议勤,曰议贵,曰议宾。  太祖谕太孙曰:“此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逐步认识并掌握自然、社会运动的法则,,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会其意可也。”太孙请更定五条以上,太祖览而善之。太孙又请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条,复谕之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不从。  三十年,作《大明律》诰成。御午门,谕群臣曰:“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转化矛盾双方之间相互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走向自己,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及《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其目十条: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复为《续编》、《三编》,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囚有《大诰》者,罪减等。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自《律诰》出,而《大诰》所载诸峻令未尝轻用。其后罪人率援《大诰》以减等,亦不复论其有无矣。  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态》等。,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法司得援以为证,请于上而后行焉。凡违令者罪笞,特旨临时决罪,不著为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辄引比律,致罪有轻重者,以故入论。罪无正条,则引律比附,定拟罪名,达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大抵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至其恻隐之意,散见于各条,可举一以推也。如罪应加者,必赃满数乃坐。如监守自盗用之虚语”。明清之际王夫之则明确指出:天理与人欲相统一,,赃至四十贯绞。若止三十九贯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极于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终不得至死。而减至流者,自死而之生,无绞斩之别。即唐律称加就重条。称日者以百刻,称年者以三百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及各文书违限,虽稍不及一时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即唐例称日以百刻条。未老疾犯罪,而事发于老疾,以老疾论;幼小犯罪,而事发于长大,以幼小论。即唐律老小废疾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无养者,得奏闻取上裁。犯徒流者,余罪得收赎,存留养亲。即唐律罪非十恶条。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狱者,许令亲人入侍,徒流者并听随行,违者罪杖。同居亲属有罪,得互相容隐。即唐律同居相容隐条。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文职责在奉法,犯杖则不叙。军官至徒流,以世功犹得擢用。凡若此类,或间采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谓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  建文帝即位,谕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亲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刑乱国之典互斗争关系的哲学范畴。其实质是矛盾关系,并构成事物的,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永乐元年,定诬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谳囚者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言:“《大明律》后,有《会定见行律》百有八条,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廪给,《刑律》骂制使及骂本管长官条,皆轻重失伦。流传四方,有误官守。乞追板焚毁。”命即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论。十八年,定挟诈得财罪例。  弘治中,去定律时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以鸿胪少卿李鐩请,删定《问刑条例》。至十三年义理论根据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刑官复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后又申明《大诰》,有罪减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遗奸,列圣因时推广之而有例,例以辅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于是下尚书白昂等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议以闻。九卿执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后,律例并行而网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条,诸王无故出城有罚,其法尤严。嘉靖七年,保定巡抚王应鹏言:“正德间,新增问刑条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皆宜编入。”不从。惟诏伪造印信及窃盗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尚书胡世宁又请编断狱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钦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书喻茂坚言:“自弘治间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会同三法司,申明《问刑条例》及嘉靖元年后钦定事例,永为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后、嘉靖元年以前事例,虽奉诏革除,顾有因事条陈,拟议精当可采者,亦宜详检。若官司妄引条例,故入人罪者,当议黜罚。”会茂坚去官,诏尚书顾应祥等定议,增至二百四十九条。三十四年,又因尚书何BI言,增入九事。万历时,给事中乌昇请续增条例。至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等乃辑嘉靖三十四年以后诏令及宗籓军政条例、捕盗条格、漕运议单与刑名相关者,律为正文,例为附注,共三百八十二条,删世宗时苛令特多。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问刑条例》。帝以律应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画一为是。然时方急法,百司救过不暇,议未及行。  太祖之定律文也,历代相承,无敢轻改。其一时变通,或由诏令,或发于廷臣奏议太一古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的用语。意即绝对的一,它,有关治体,言获施行者,不可以无详也。  洪武元年,谕省臣:“鞫狱当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连坐。”尚书夏恕尝引汉法新民学会见“历史”中的“新民学会”。,请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汉仍秦旧,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诬逮,其子诉于刑部,法司坐以越诉。太祖曰:“子诉父枉,出于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贿求免者,御史欲并论父。太祖曰:“子论死,父救之,情也,但论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殴孕妇至死者,律当绞,其子乞代。大理卿邹俊议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妇系二人之命,犯人当二死之条,与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无辜之子。”诏从后议。二十年,詹徽言:“军人有犯当杖,其人尝两得罪而免,宜并论前罪,诛之。”太祖曰:“前罪既宥,复论之则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兴通判庞安获鬻私盐者送京师,而以盐赏获者。户部以其违例,罚偿盐入官,且责取罪状。安言:“律者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则于律内非应捕人给赏之言,自相违悖,失信于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诏如律。  永乐二年,刑部言河间民讼其母,有司反拟母罪。诏执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职官及中外旗校军民人等,凡犯重条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中,批判了黑,依律科断,轻者免决,记罪。其有不应侵损于人等项及情犯重者,临时奏请。十六年,严犯赃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惩贪吏,诏犯赃者无贷。复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著为令。”日久法弛,故复申饬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谦言:“诳骗之律,当杖而流,今枭首,非诏书意。”命如律拟断。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言:“民间无籍之徒,好兴词论,辄令老幼残疾男妇诬告平人,必更议涉虚加罚乃可。”遂定老幼残疾男妇诬告人罚钞赎罪例。其后孝宗时,南京有犯诬告十人以上,例发口外为民。而年逾七十,律应收赎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律论断。例应充军??哨、口外为民者,仍依律发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笃疾有犯应永戍者,以子孙发遣,应充军以下者免之。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正统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时西南部)。邹鲁之地保存了丰富的西周文物典籍,为儒学的发,钞贵物贱,所以枉法赃至百二十贯者,免绞充军。今钞贱物贵,若以物估钞至百二十贯枉法赃俱发充军,轻重失伦矣。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估钞八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其受赃不及前数者,视见行例发落。”从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载窃盗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绞。今窃盗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请定为例。”章下三法司议,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后三犯者绞。”帝曰:“窃盗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拟,不论赦,仍通具前后所犯以闻。”后宪宗时,都御史李秉援旧例奏革。既而南京盗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闻之,诏仍以赦前后三犯为令。至神宗时,复议奏请改遣云。十二年,以知县陈敏政言,民以后妻所携前夫之女为子妇,及以所携前夫之子为婿者,并依同父异母姊妹律,减等科断。成化元年,辽东巡抚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决断武臣,独舍律用例,武臣益纵荡不检。请一切用律。”诏从之。武臣被黜降者,腾口谤讪,有司畏事,复奏革其令。十九年定,窃盗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窃盗,计赃满百贯者犯,当绞斩。罪虽杂犯,其情颇重。”三犯前罪,即累恶不悛之人,难准常例。其不满贯犯,徒流以下罪者,虽至三犯,原情实轻,宜特依常例治之。”议上,报允。  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东阳言:“五刑最轻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数有多寡。今在外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纵令事觉之耳目,“德性之知”乃人之“天地良知”。人性有气质之性,不过以因公还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复生之地,多者数十,甚者数百,积骸满狱,流血涂地,可为伤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谓之公。一以公名,虽多无害。此则情重而律轻者,不可以不议也。请凡考讯轻罪即时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议行降调,或病死不实者,并治其医。”乃下所司议处。嘉靖十五年,时有以手足殴人伤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拟斗殴杀人论绞。大理寺执嘉靖四年例,谓当以殴伤论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问刑条例》又谓斗殴杀人、情实事实者,虽延至限外,仍拟死罪,奏请定夺。臣部拟上,每奉宸断,多发充军,盖虽不执前科,亦仅末减之耳。殴伤情实至限外死,即以笞断,是乃侥幸凶人也。且如以凶器伤人,虽平复,例亦充军,岂有实殴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当一凶器伤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报罢,请谕中外仍如《条例》便。”诏如部议。自后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议拟,奏请定夺。  隆庆三年,大理少卿王诤言:“问刑官每违背律例,独任意见。如律文所谓‘凡奉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杖一百’,本指制诰而言。今则操军违限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主张不要无产阶级,只要通过农民及农,守备官军不入直,开场赌博,概用此例。律文犯奸条下,所谓‘买休卖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财买求其妻,又使之休卖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应离异归宗,财礼入官。至若夫妇不合者,律应离异;妇人犯奸者,律从嫁卖;则后夫凭媒用财娶以为妻者,原非奸情,律所不禁。今则概引买休、卖休、和娶之律矣。所谓‘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盖谓律文该载不尽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条,自当依本条科断。今所犯殴人成伤,罪宜笞,而议罪者则曰‘除殴人成伤,律轻不坐外,合依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殴人轻罪不坐,则无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应得为’,臣诚不知其所谓。”刑部尚书毛恺力争之,廷臣皆是诤议。得旨:“买休、卖休,本属奸条,今后有犯,非系奸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  万历中,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  一、律称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盖谓功臣家方给赏奴婢,庶民当自服勤劳,故不得存养。有犯者皆称雇工人,初未言及缙绅之家也。缙绅之家,存养奴婢,势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议,无论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受值微少、工作计日月者,以凡人论。若财买十五以下、恩养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视同子孙论。或恩养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论;缙绅之家,视奴婢律论。  一、律称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惟铜铁私铸者,故斩。若篆文虽印,形质非印者,不可谓之伪造,故例又立描摸充军之条。以后伪造印信人犯,如系木石泥蜡之类,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拟斩。伪造行使止一次、而赃不满徒者,亦准窃盗论。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  一、律称窃盗三犯者绞,以曾经刺字为坐。但赃有多寡,即拟有轻重。以后凡遇窃盗,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后者,依律论绞。或赦前后所犯并计三次者,皆得奏请定夺。录官附入矜疑辨问疏内,并与改遣。  一、强盗肆行劫杀,按赃拟辟,决不待时。但其中岂无罗织雠扳,妄收抵罪者?以后务加参详。或赃证未明,遽难悬断者,俱拟秋后斩。  一、律称同谋共殴人,以致命伤重,下手者论绞,原谋余人各得其罪。其有两三人共殴一人,各成重伤,难定下手及系造谋主令之人,遇有在监禁毙者,即以论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数年之后者,即将见监下手之人拟从矜宥。是以病亡之躯,而抵殴死之命,殊属纵滥。以后毋得一概准抵。  一、在京恶逆与强盗真犯,虽停刑之年,亦不时处决。乃凶恶至于杀父,即时凌迟,犹有余憾。而在外此类反得迁延岁月,以故事当类奏,无单奏例耳。夫单奏,急词也;类奏,缓词也。如此狱在外数年,使其瘐死,将何以快神人之愤哉!今后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单详到院,院寺单奏,决单一到,即时处决。其死者下府州县戮其尸。庶典刑得正。  旨下部寺酌议,俱从之。惟伪造印文者,不问何物成造,皆斩。报可。  赎刑本《虞书》,《吕刑》有大辟之赎,后世皆重言之。至宋时,尤慎赎罪,非八议者不得与。明律颇严,凡朝廷有所矜恤、限于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于赎例,所以济法之太重也。又国家得时藉其入,以佐缓急。而实边、足储、振荒、宫府颁给诸大费,往往取给于赃赎二者。故赎法比历代特详。凡赎法有二,有律得收赎者,有例得纳赎者。律赎无敢损益,而纳赎之例则因时权宜,先后互异,其端实开于太祖云。  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赎钱,吏每季类决之,各还职役,不附过。杖以上记所犯罪名,每岁类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满考,通记所犯次数黜陟之。吏典亦备铨选降叙。至于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过还职而不赎,笞五十者调用。军官杖以上皆的决。文官及吏杖罪,并罢职不叙,至严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赎及杂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议定赎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记过,徒流迁徙者俸赎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与例互有异同。及颁行《大明律》,御制序:“杂犯死罪、徒流、迁徙等刑,悉视今定赎罪条例科断。”于是例遂辅律而行。  仁宗初即位,谕都察院言:“输罚工作之令行,有财者悉幸免,宜一论如律。”久之,其法复弛。正统间,侍讲刘球言:“输罪非古,自公罪许赎外,宜悉依律。”时不能从。其后循太祖之例,益推广之。凡官吏公私杂犯准徒以下,俱听运炭纳米等项赎罪。其军官军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赎亦如之矣。  赎罪之法,明初尝纳铜,成化间尝纳马,后皆不行,不具载。惟纳钞、纳钱、纳银常并行焉,而以初制纳钞为本。故律赎者曰收赎律钞,纳赎者曰赎罪例钞。永乐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纪录收赎,及死罪情重者依律处治,其情轻者,斩罪八千贯,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贯,流徒杖笞纳钞有差。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赎钞二十贯。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并折杖百四十。其所罚钞,悉如笞杖所定。无力者发天寿山种树;死罪终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问拟笞杖罪囚,有力者纳钞。笞十,二百贯,每十以二百贯递加,至笞五十为千贯。杖六十,千八百贯,每十以三百贯递加,至杖百为三千贯。其官吏赃物,亦视今例折钞。天顺五年,令罪囚纳钞,每笞十,钞二百贯,余四笞,递加百五十贯;至杖六十,增为千四百五十贯,余杖各递加二百贯,成化二年,令妇人犯法赎罪。  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银钱之制。例难的决人犯,并妇人有力者,每杖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每十以二百贯递减,至杖六十为银六钱;笞五十,应减为钞八百贯,折银五钱,每十以百五十贯递减;至笞二十为银二钱;笞十应钞二百贯,折银一钱。如收铜钱,每银一两折七百文。其依律赎钞,除过失杀人外,亦视此数折收。  正德二年,定钱钞兼收之制。如杖一百,应钞二千二百五十贯者,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钱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抚湖广都御史硃廷声言:“收赎与赎罪有异,在京与在外不同,钞贯止聚于都下,钱法不行于南方。故事,审有力及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者,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有收赎律钞。赎罪例钞,钱钞兼收,如笞一十,收钞百贯,收钱三十五文,其钞二百贯,折银一钱。杖一百,收钞千一百二十五贯,收钱三百五十文,其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今收赎律钞,笞一十,止赎六百文,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及一分,似为太轻。盖律钞与例钞,贯既不同,则折银亦当有异。请更定为则,凡收赎者,每钞一贯,折银一分二厘五毫。如笞一十,赎钞六百文,则折银七厘五毫,以罪重轻递加折收赎。”帝从其奏,令中外问刑诸司,皆以此例从事。  是时重修条例,奏定赎例。在京则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银三钱。至徒五年,折银十八两。运囚粮、每笞一十,米五斗,折银二钱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银二十五两。运灰、每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银一两二钱六分。至徒五年,六万斤,折银六十三两。运砖、每笞一十,七十个,折银九钱一分。至徒五年,三千个,折银三十九两。运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十,二百斤,折银四钱。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银十七两。运灰最重,运炭最轻。在外则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颇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视在京运囚粮,每米五斗,纳谷一石。初折银上库,后折谷上仓。稍有力,视在京做工年月为折赎。妇人审有力,与命妇、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之人,赎罪应钱钞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银一钱。其老幼废疾妇人及天文生余罪收赎者,每笞一十应钞六百文,折收银七厘五毫。于是轻重适均,天下便之。至万历十三年,复申明焉,遂为定制。  凡律赎,若天文生习业已成、能专其事、犯徒及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妇人犯徒流者,决杖一百,余罪收赎。  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赎钞应十二贯,除决杖准讫六贯,余钞六贯,折银七分五厘,余仿此。  其决杖一百,审有力又纳例钞二千二百五十贯,应收钱三百五十文,钞一千一百二十五贯。  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凡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者,依幼小论,并得收赎。  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发,或无疾时犯罪,废疾后事发,得依老疾收赎。他或七十九以下犯死罪,八十事发,或废疾时犯罪,笃疾时事发,得入上请。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发,得勿论,不在收赎之例。  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  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月之后老疾,合计全赎钞十二贯。除已杖六十,准三贯六百文,剩徒一年,应八贯四百文计算。每徒一月,赎钞七百文,已役一月,准赎七百文外,未赎十一月,应收赎七贯七百文。余仿此。  老幼废疾收赎,惟杂犯五年仍科之。盖在明初,即真犯死罪,不可以徒论也  其诬告例,告二事以上,轻实重虚,或告一事,诬轻为重者,已论决全抵剩罪,未论决笞杖收赎,徒流杖一百,余罪亦听收赎。  如告人笞三十,内止一十实已决,全抵,剩二十之罪未决,收赎一贯二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内止二十实已决,全抵,剩四十之罪未决,收赎二贯四百文。  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内止杖五十实已决,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决,徒一年,折杖六十,并杖共七十,收赎四贯二百文。  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内止杖六十、徒一年实已决,以总徒四年论,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决,以连徒折杖流加一等论,共计杖二百二十,除告实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赎钞六贯。若计剩罪,过杖一百以上,须决杖一百讫,余罪方听收赎。  又过失伤人,淮斗殴伤人罪,依律收赎。至死者,准杂犯斩绞收赎,钞四十二贯。内钞八分,应三十三贯六百文,铜钱二分,应八千四百文,给付其家。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赎。钞三十六贯。若犯徒流,存留养亲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其法实杖一百,不准折赎,然后计徒流年限,一视老幼例赎之。此律自英宗时诏有司行之,后为制。天文生、妇女犯徒流,决杖一百,余罪收赎者,虽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决杖一百,律所谓应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议,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诰》减之。至临决时,某系天文生,某系妇人,依律决杖一百,余收赎。所决之杖并须一百者,包五徒之数也。然与诬告收赎剩杖不同。盖收赎余徒者决杖,而赎徒收赎剩杖者,折流归徒,折徒归杖,而照数收赎之,其法各别也。其妇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奸盗不孝与乐妇外,若审有力并决杖,亦得以纳钞赎罪。例每杖十,折银一钱为率,至杖一百,折银一两止。凡律所谓收赎者,赎余罪也。其例得赎罪者,赎决杖一百也。徒、杖两项分科之,除妇人,余囚徒流皆杖决不赎。惟弘治十三年,许乐户徒杖笞罪,亦不的决,此律钞之大凡也。  例钞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监生、生员、冠带官、知印、承差、阴阳生、医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杂犯死罪,俱令运灰、运炭、运砖、纳米、纳料等项赎罪。此上系不亏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应革去职役,此系行止有亏者。与军民人等审无力者,笞、杖罪的决,徒、流、杂犯死罪各做工、摆站、哨??、发充仪从,情重者煎盐炒铁。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军丁人等,无差占者与例难的决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时新例,犯奸盗受赃,为行止有亏之人,概不许赎罪。唯军官革职者,俱运炭纳米等项发落,不用五刑条例的决实配之文,所以宽武夫,重责文吏也。于是在京惟行做工、运囚粮等五项,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项,法令益径省矣。  要而论之,律钞轻,例钞重。然律钞本非轻也。祖制每钞一文,当银一厘,所谓笞一十折钞六百文定银七厘五毫者,即当时之银六钱也。所谓杖一百折钞六贯银七分五厘者,即当时之银六两也。以银六钱,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厘,以银一两,比例钞折银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惩犯罪者之心,宜其势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于是不得已定为七厘五毫、七分五厘之制。而其实所定之数,犹不足以当所赎者之罪,然后例之变通生焉。  考洪武朝,官吏军民犯罪听赎者,大抵罚役之令居多,如发凤阳屯种、滁州种苜蓿、代农民力役、运米输边赎罪之类,俱不用钞纳也。律之所载,笞若干,钞若干文,杖若干,钞若干贯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诏令,罪囚运米赎罪,死罪百石,徒流递减,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备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运纳甘州、威虏,就彼充军。计其米价、脚价之费,与钞数差不相远,其定为赎钞之等第,固不轻于后来之例矣。然罪无一定,而钞法之久,日变日轻,此定律时所不及料也。即以永乐十一年令“斩罪情轻者,赎钞八千贯,绞及榜例死罪六千贯”之诏言之,八千贯者,律之八千两也;六千贯者,律之六千两也;下至杖罪千贯,笞罪五百贯,亦一千两、五百两也。虽革除之际,用法特苛,岂有死罪纳至八千两,笞杖罪纳至一千两、五百两而尚可行者?则知钞法之弊,在永乐初年,已不啻轻十倍于洪武时矣。  宣德时,申交易用银之禁,冀通钞法。至弘治而钞竟不可用,遂开准钞折银之例。及嘉靖新定条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赎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纳钞六百文也;稍有力工价三钱,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则后之例钞,才足比于初之律钞耳。而况老幼废疾,诸在律赎者之银七厘五毫,准钞六百文,银七分五厘,准钞六贯。凡所谓律赎者,以比于初之律钞,其轻重相去尤甚悬绝乎?唯运炭、运石诸罪例稍重,盖此诸罪,初皆令亲自赴役,事完宁家,原无纳赎之例。其后法令益宽,听其折纳,而估算事力,亦略相当,实不为病也。  大抵赎例有二:一罚役,一纳钞,而例复三变。罚役者,后多折工值纳钞,钞法既坏,变为纳银、纳米。然运灰、运炭、运石、运砖、运碎砖之名尚存也。至万历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诸例,并不见施行,而法益归一矣。所谓通变而无失于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赎罪:死罪拘役终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计日月。或修造,或屯种,或煎盐炒铁,满日疏放。疏放者,引赴御桥,叩头毕,送应天府,给引宁家。合充军者,发付陕西司,按籍编发。后皆折纳工价,惟赴桥如旧。宣德二年,御史郑道宁言:“纳米赎罪,朝廷宽典,乃军储仓拘系罪囚,无米输纳,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尝奏:“囚无米者,请追纳于原籍,匠仍输作,军仍备操,若非军匠,则遣还所隶州县追之。”诏从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视地远近,边卫充军有定所。盖降死一等,唯流与充军为重。然《名例律》称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如二死遇恩赦减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诰》减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无不减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设而不用。而充军之例为独重。律充军凡四十六条,《诸司职掌》内二十二条,则洪武间例,皆律所不载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条例,充军凡二百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应充军者,大理寺审讫,开付陕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乡贯,依南北籍编排甲为二册,一进内府,一付该管百户,领去充军。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卫;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有逃故,按籍勾补。其后条例有发烟瘴地面、极边沿海诸处者,例各不同。而军有终身,有永远。永远者,罚及子孙,皆以实犯死罪减等者充之。明初法严,县以千数,数传之后,以万计矣。有丁尽户绝,止存军产者,或并无军产,户名未除者,朝廷岁遣御史清军,有缺必补。每当勾丁,逮捕族属、里长,延及他甲,鸡犬为之不宁。论者谓既减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锯之上,如革除所遣谪,至国亡,戍籍犹有存者,刑莫惨于此矣。嘉靖间,有请开赎军例者。世宗曰:“律听赎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减从谪发,不可赎。”御史周时亮复请广赎例。部议审有力者银十两,得赎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赎军之议卒罢。御史胡宗宪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发充边军者,宜令纳银自赎。”部议以为然,因拟纳例以上。帝曰:“岂可设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复不允。  万历二年,罢岁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按,民获稍安。给事中徐桓言:“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当如其例。”给事中严用和请以大审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许。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子孙,止于本犯亲枝内勾补,尽绝即与开豁。若未经发遣而病故,免其勾补。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以著伍后所生子孙替役,不许勾原籍子孙。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俱止终身。”崇祯十一年,谕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止拘本妻,无妻则已,不许擅勾亲邻。如衰痼老疾,准发口外为民。”十五年,又谕:“欲令引例充军者,准其赎罪。”时天下已乱,议卒不行。  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亲族有科敛军装之费,里递有长途押解之扰。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走,可干没口粮,每私纵之。其后律渐弛,发解者不能十一。其发极边者,长解辄贿兵部,持勘合至卫,虚出收管,而军犯顾在家偃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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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第七十二 艺文一-明史

志第七十二 艺文一 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乐四年,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

列传第六十九-明史

列传第六十九 ○徐溥邱濬刘健谢迁李东阳王鏊刘忠 徐溥,字时用,宜兴人。祖鉴,琼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宪宗初,擢左庶子,再迁太常卿兼学士。成化,

列传第七十-明史

列传第七十 ○王恕子承裕马文升刘大夏 王恕,字宗贯,三原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评事,进左寺副。尝条刑罚不中者六事,皆议行之。迁扬州知府,发粟振饥不待报

列传第六十九

  ○徐溥邱濬刘健谢迁李东阳王鏊刘忠  徐溥,字时用,宜兴人。祖鉴,琼州知府,有惠政。溥,景泰五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宪宗初,擢左庶子,再迁太常卿兼学士。成化十五年拜礼部右侍郎,寻转左,久之改吏部。孝宗嗣位,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旋进礼部尚书。  弘治五年,刘吉罢,溥为首辅,屡加少傅、太子太傅。溥承刘吉恣睢之后,镇以安静,务守成法。与同列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协心辅治,事有不可,辄共争之。钦天监革职监正李华为昌国公张峦择葬地,中旨复官。溥等言:“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未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太皇太后召崇王来朝,溥等与尚书倪岳谏,帝为请乃已。占城奏安南侵扰,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国相侵,有司檄谕之足矣,无劳遣使。万一抗令,则亏损国体,问罪兴师,后患滋大。”于是罢不遣。  是年十二月,诏撰三清乐章。溥等言:“天至尊无对。汉祀五帝,儒者犹非之,况三清乃道家妄说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当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矫诬甚矣。郊祀乐章皆太祖所亲制,今使制为时俗词曲以享神明,亵渎尤甚。臣等诵读儒书,邪说俚曲素所不习,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国家设文渊阁,命学士居之,诚欲其谟谋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原,匡弼阙失,非欲其阿谀顺旨,惟言莫违也。今经筵早休,日讲久旷,异端乘间而入。此皆臣等无状,不足以启圣心,保初政。忧愧之至,无以自容。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俾臣等竭驽钝,少有裨益,非但乐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纳之。  帝自八年后,视朝渐晏,溥等屡以为言。中官李广以烧炼斋醮宠。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极论曰:“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疏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唐臣李绛有云:‘忧先于事,可以无忧。事至而忧,无益于事。’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帝感其言。  三月甲子,御文华殿,召见溥及刘健、李东阳、谢迁,授以诸司题奏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旨上,帝应手改定。事端多者,健请出外详阅。帝曰:“盍就此面议。”既毕,赐茶而退。自成化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后,至此始再见,举朝诩为盛事。然终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  寻以灾异求言,廷臣所上封事,经月不报,而言官论救何鼎忤旨待罪者久,溥等皆以为言。于是悉下诸章,而罢诸言官弗问。溥时年七十,引年求退,不许。诏风雨寒暑免朝参。  十一年,皇太子出閤,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华盖殿大学士。以目疾乞归。帝眷留,久之乃许,恩赉有加。逾年卒,赠太师,谥文靖。  溥性凝重有度,在内阁十二年,从容辅导。人有过误,辄为掩覆,曰:“天生才甚难,不忍以微瑕弃也。”屡遇大狱及逮系言官,委曲调剂。孝宗仁厚,多纳溥等所言,天下阴受其福。尝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备矣,患不能守耳。”卒无所更置。性至孝,尝再庐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义田八百亩赡宗族,请籍记于官,以垂永久,帝为复其徭役。  邱濬,字仲深,琼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举乡试第一,景泰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濬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  成化元年,两广用兵,濬奏记大学士李贤,指陈形势,纚纚数千言。贤善其计,闻之帝,命录示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雍等破贼,虽不尽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间。秩满,进侍讲。与修《英宗实录》,进侍讲学士。《续通鉴纲目》成,擢学士,迁国子祭酒。时经生文尚险怪,濬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寻进礼部右侍郎,掌祭酒事。  濬以真德秀《大学衍义》于治国平天下条目未具,乃博采群书补之。孝宗嗣位,表上其书,帝称善,赉金币,命所司刊行。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弘治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寻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尚书入内阁者自濬始,时年七十一矣。濬以《衍义补》所载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奏闻,下内阁议行之。帝报可。  明年,濬上言:“臣见成化时彗星三见,遍扫三垣,地五六百震。迩者彗星见天津,地震天鸣无虚日,异鸟三鸣于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书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飞禽者二。今乃屡见于二十年之间,甚可畏也。愿陛下体上天之仁爱,念祖宗之艰难,正身清心以立本而应务。谨好尚不惑于异端,节财用不至于耗国,公任使不失于偏听。禁私谒,明义理,慎俭德,勤政务,则承风希宠、左道乱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奸,而天灾弭矣。”因列时弊二十二事。帝纳之。六年以目疾免朝参。  濬在位,尝以宽大启上心,忠厚变士习。顾性褊隘,尝与刘健议事不合,至投冠于地。言官建白不当意,辄面折之。与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六年大计群吏,恕所奏罢二千人。濬请未及三载者复任,非贪暴有显迹者勿斥,留九十人。恕争之不得,求去。太医院判刘文泰尝往来濬家,以失职讦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哗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罢,人以是大不直濬。给事中毛珵,御史宋惪、周津等交章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问。逾年,加少保。八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  濬廉介,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至修《英宗实录》,有言于谦之死当以不轨书者。濬曰:“己巳之变,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正德中,以巡按御史言赐祠于乡。曰“景贤”。  刘健,字希贤,洛阳人。父亮,三原教谕,有学行。健少端重,与同邑阎禹锡、白良辅游,得河东薛瑄之传。举天顺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谢交游,键户读书,人以木强目之。然练习典故,有经济志。  成化初,修《英宗实录》,起之忧中,固辞,不许。书成,进修撰,三迁至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受知于孝宗。既即位,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四年进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太子太保,改武英殿。十一年春,进少傅兼太子太傅,代徐溥为首辅。  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清宁宫灾,太监李广有罪自杀。健与同列李东阳、谢迁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灾而惧者。向来奸佞荧惑圣听,贿赂公行,赏罚失当,灾异之积,正此之由。今幸元恶殄丧,圣心开悟,而余慝未除,宿弊未革。伏愿奋发励精,进贤黜奸,明示赏罚。凡所当行,断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贻后悔。”帝方嘉纳其言,而广党蔡昭等旋取旨予广祭葬、祠额。健等力谏,仅寝祠额。南北言官指陈时政,频有所论劾,一切皆不问。国子生江瑢劾健、东阳杜抑言路。帝慰留健、东阳,而下瑢于狱,二人力救得释。  十三年四月,大同告警,京师戒严。兵部请甄别京营诸将,帝召健及东阳、迁至平台面议去留。乃去遂安伯陈韶等三人,而召镇远侯顾溥督团营。时帝视朝颇晏,健等以为言,颔之而已。  十四年秋,帝以军兴缺饷,屡下廷议。健等言:“天下之财,其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钜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四五十万。宗籓、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财安得不匮?今陕西、辽东边患方殷,湖广、贵州军旅继动,不知何以应之。望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而令群臣得毕献其诚,讲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灾异陈勤朝讲、节财用、罢斋醮、公赏罚数事。及冬,南京、凤阳大水,廷臣多上言时务,久之不下。健等因极陈怠政之失,请勤听断以振纪纲,帝皆嘉纳。《大明会典》成,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与东阳、迁同赐蟒衣。阁臣赐蟒自健等始。  帝孝事两宫太后甚谨,而两宫皆好佛、老。先是,清宁宫成,命灌顶国师设坛庆赞,又遣中官赍真武像,建醮武当山,使使诣泰山进神袍,或白昼散灯市上。帝重违太后意,曲从之,而健等谏甚力。十五年六月诏拟《释迦哑塔像赞》,十七年二月诏建延寿塔朝阳门外,除道士杜永祺等五人为真人,皆以健等力谏得寝。  是年夏,小王子谋犯大同,帝召见阁臣。健请简京营大帅,因言京军怯不任战,请自今罢其役作以养锐气。帝然之。退复条上防边事宜,悉报允。未几,边警狎至,帝惑中官苗逵言,锐欲出师。健与东阳、迁委曲阻之,帝意犹未回。兵部尚书刘大夏亦言京军不可动,乃止。  帝自十三年召对健等后,阁臣希得进见。及是在位久,益明习政事,数召见大臣,欲以次革烦苛,除宿弊。尝论及理财,东阳极言盐政弊坏,由陈乞者众,因而私贩数倍。健进曰:“太祖时茶法始行,驸马欧阳伦以私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伦事,孰敢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诏户部核利弊,具议以闻。  当是时,健等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每进见,帝辄屏左右。左右间从屏间窃听,但闻帝数数称善。诸进退文武大臣,厘饬屯田、盐、马诸政,健翊赞为多。  未几,帝疾大渐,召健等入乾清宫。帝力疾起坐,自叙即位始末甚详,令近侍书之。已,执健手曰:“先生辈辅导良苦。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健等欷歔,顿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  武宗嗣位,健等厘诸弊政,凡孝宗所欲兴罢者,悉以遗诏行之。刘瑾者,东宫旧竖也,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俱用事,时谓之“八党”。日导帝游戏,诏条率沮格不举。京师淫雨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乃上言:“陛下登极诏出,中外欢呼,想望太平。今两月矣,未闻汰冗员几何,省冗费几何。诏书所载,徒为空文。此阴阳所以失调,雨旸所以不若也。如监局、仓库、城门及四方守备内臣增置数倍,朝廷养军匠费钜万计,仅足供其役使,宁可不汰?文武臣旷职偾事、虚糜廪禄者,宁可不黜?画史、工匠滥授官职者多至数百人,宁可不罢?内承运库累岁支银数百余万,初无文簿,司钥库贮钱数百万,未知有无,宁可不勾校?至如纵内苑珍禽奇兽,放遣先朝宫人,皆新政所当先,而陛下悉牵制不行,何以尉四海之望?”帝虽温诏答之,而左右宦竖日恣,增益且日众。享祀郊庙,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佥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健等极陈其弊,请勤政、讲学,报闻而已。  正德元年二月,帝从尚书韩文言,畿甸皇庄令有司征课,而每庄仍留宦官一人、校尉十人。健等言“皇庄既以进奉两宫,自宜悉委有司,不当仍主以私人,反失朝廷尊亲之意”,因备言内臣管庄扰民。不省。  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争职掌为近习所挠。健等拟旨,上不从,令再拟。健等力谏,谓:“奸商谭景清之沮坏盐政,北征将士之无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负罪玩法,御用监书篆之滥收考较,皆以一二人私恩,坏百年定制。况今政令维新,而地震天鸣,白虹贯日,恒星昼见,太阳无光。内贼纵横,外寇猖獗。财匮民穷,怨谤交作。而中外臣仆方且乘机作奸,排忠直犹仇雠,保奸回如骨肉。日复一日,愈甚于前,祸变之来恐当不远。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迩者旨从中下,略不与闻。有所拟议,竟从改易。似此之类,不可悉举。若复顾惜身家,共为阿顺,则罔上误国,死有余辜。所拟四疏,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不报。  居数日,又言:“臣等遭逢先帝,临终顾命,忄卷忄卷以陛下为托,痛心刻骨,誓以死报。即位诏书,天下延颈,而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非惟废格不行,抑且变易殆尽。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义当尽言。比为盐法、赏功诸事,极陈利害,拱俟数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宜赐施行,所言如非,即当斥责。乃留中不报,视之若无。政出多门,咎归臣等。宋儒硃子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若冒顾命之名而不尽辅导之实,既负先帝,又负陛下,天下后世其谓臣何?伏乞圣明矜察,特赐退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  越五日,健等复上疏,历数政令十失,指斥贵戚、近幸尤切。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命所司详议。健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东阳、谢迁继之,帝皆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由是诸失利者咸切齿。  六月庚午复上言:“近日以来,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经筵日讲直命停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宫中复有何事急于此者。夫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今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而此数者杂交于前,臣不胜忧惧。”帝曰:“朕闻帝王不能无过,贵改过。卿等言是,朕当行之。”健等乃录廷臣所陈时政切要者,请置坐隅朝夕省览:曰无单骑驰驱,轻出宫禁;曰无频幸监局,泛舟海子;曰无事鹰犬弹射;曰无纳内侍进献饮膳。疏入,报闻。  先是,孝宗山陵毕,健等即请开经筵。常初勉应之,后数以朝谒两宫停讲,或云择日乘马。健等陈谏甚切至。八月,帝既大婚,健等又请开讲。命俟九月,至期又命停午讲。健等以先帝故事,日再进讲,力争不得。  当是时,健等恳切疏谏者屡矣,而帝以狎近群小,终不能改。既而遣中官崔杲等督织造,乞盐万二千引。所司执奏,给事中陶谐、徐昂,御史杜旻、邵清、杨仪等先后谏,健等亦言不可。帝召健等至暖阁面议,颇有所诘问,健等皆以正对。帝不能难,最后正色曰:“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因命盐引悉如杲请。健等退,再上章言不可。帝自愧失言,乃俞健等所奏。于是中外咸悦,以帝庶几改过。  健等遂谋去“八党”,连章请诛之。言官亦交论群阉罪状,健及迁、东阳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礼诣阁曰:“朕且改矣,其为朕曲赦若曹。”健等言:“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复上言曰:“人君之于小人,不知而误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则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于乱亡不已。且邪正不并立,今举朝欲决去此数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臣疑惧,此数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协,祸乱之机始此矣。”不听。健等以去就争。瑾等八人窘甚,相对涕泣。而尚书韩文等疏复入,于是帝命司礼王岳等诣阁议,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迁欲遂诛之,健推案哭曰:“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辈败坏至此,臣死何面目见先帝!”声色俱厉。岳素刚正疾邪,慨然曰:“阁议是。”其侪范亨、徐智等亦以为然。是夜,八人益急,环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诏狱,而健等不知,方倚岳内应。明日,韩文倡九卿伏阙固争,健逆谓曰:“事且济,公等第坚持。”顷之,事大变,八人皆宥不问,而瑾掌司礼。健、迁遂乞致仕,赐敕给驿归,月廪、岁夫如故事。  健去,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辛未诏列五十三人为奸党,榜示朝堂,以健为首。又二年削籍为民,追夺诰命。瑾诛,复官,致仕。后闻帝数巡游,辄叹息不食曰:“吾负先帝。”世宗立,命行人赍敕存问,以司马光、文彦博为比,赐赉有加。及年跻九十,诏抚臣就第致束帛、饩羊、上尊,官其孙成学中书舍人。嘉靖五年卒,年九十四。遗表数千言,劝帝正身勤学,亲贤远佞。帝震悼,赐恤甚厚,赠太师,谥文靖。  健器局严整,正己率下。朝退,僚寀私谒,不交一言。许进辈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老夫不久归田,此座即焦有,恐诸公俱受其害耳。”后七人果为芳所挤。  东阳以诗文引后进,海内士皆抵掌谈文学,健若不闻,独教人治经穷理。其事业光明俊伟,明世辅臣鲜有比者。  孙望之,进士。  谢迁,字于乔,余姚人。成化十年乡试第一。明年举进士,复第一。授修撰,累迁左庶子。  弘治元年春,中官郭镛请豫选妃嫔备六宫。迁上言:“山陵未毕,礼当有待。祥禫之期,岁亦不远。陛下富于春秋,请俟谅阴既终,徐议未晚。”尚书周洪谟等如迁议,从之。帝居东宫时,迁已为讲官,及是,与日讲,务积诚开帝意。前夕必正衣冠习诵,及进讲,敷词详切,帝数称善。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  八年诏同李东阳入内阁参预机务。迁时居忧,力辞,服除始拜命。进詹事兼官如故,皇太子出阁,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上疏劝太子亲贤远佞,勤学问,戒逸豫,帝嘉之。尚书马文升以大同边警,饷馈不足,请加南方两税折银。迁曰:“先朝以南方赋重,故折银以宽之。若复议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国在节用,用度无节,虽加赋奚益。”尚书倪岳亦争之,议遂寝。  孝宗晚年慨然欲厘弊政。而内府诸库及仓场、马坊中官作奸骫法,不可究诘。御马监、腾骧四卫勇士自以禁军不隶兵部,率空名支饷,其弊尤甚。迁乘间言之,帝令拟旨禁约。迁曰:“虚言设禁无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闻。然后严立条约,有犯必诛,庶积蠹可去。”帝俞允之。  迁仪观俊伟,秉节直亮。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而迁见事明敏,善持论。时人为之语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天下称贤相。  武宗嗣位,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数谏,帝弗听。因天变求去甚力,帝辄慰留。及请诛刘瑾不克,遂与健同致仕归,礼数俱如健。而瑾怨迁未已。焦芳既附瑾入内阁,亦憾迁尝举王鏊、吴宽自代,不及己,乃取中旨勒罢其弟兵部主事迪,斥其子编修丕为民。  四年二月,以浙江应诏所举怀才抱德士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徐文彪,皆迁同乡,而草诏由健,欲因此为二人罪。矫旨谓“余姚隐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礼等诏狱,词连健、迁。瑾欲逮健、迁,籍其家,东阳力解。芳从旁厉声曰:“纵轻贷,亦当除名!”旨下,如芳言,礼等咸戍边。尚书刘宇复劾两司以上访举失实,坐罚米,有削籍者。且诏自今余姚人毋选京官,著为令。其年十二月,言官希瑾指,请夺健、迁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诰命,诏并追还所赐玉带服物。同时夺诰命者六百七十五人。当是时,人皆为迁危,而迁与客围棋、赋诗自若。瑾诛,复职,致仕。  世宗即位,遣使存问,起迪参议,丕复官翰林。迁乃遣子正入谢。劝帝勤学、法祖、纳谏,优旨答之。嘉靖二年复诏有司存问。六年,大学士费宏举迁自代,杨一清欲阻张璁,亦力举迁。帝乃遣行人赍手敕即家起之,命抚、按官敦促上道。迁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比至,而璁已入阁,一清以官尊于迁无相下意。迁居位数月,力求去。帝待迁愈厚,以天寒免朝参,除夕赐御制诗。及以病告,则遣医赐药饵,光禄致酒饩,使者相望于道。迁竟以次年三月辞归。十年卒于家,年八十有三。赠太傅,谥文正。  迪仕至广东布政使。丕乡试第一,弘治末进士及第。历官吏部左侍郎,赠礼部尚书。  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师。四岁能作径尺书,景帝召试之,甚喜,抱置膝上,赐果钞。后两召讲《尚书》大义,称旨,命入京学。天顺八年,年十八,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充东宫讲官。  弘治四年,《宪宗实录》成,由左庶子兼侍讲学士,进太常少卿,兼官如故。五年,旱灾求言。东阳条摘《孟子》七篇大义,附以时政得失,累数千言,上之。帝称善。阁臣徐溥等以诏敕繁,请如先朝王直故事,设官专领。乃擢东阳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入内阁专典诰敕。八年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与谢迁同日登用。久之,进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十七年,重建阙里庙成,奉命往祭。还,上疏言: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呰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烦,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籓,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北,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击,闸河官吏莫不奔骇,鬻贩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  夫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成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臣在山东,伏闻陛下以灾异屡见,敕群臣尽言无讳。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廷、贵戚者,动为制肘,累岁经时,俱见遏罢。诚恐今日所言,又为虚文。乞取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断在必行。  帝嘉叹,悉付所司。  是时,帝数召阁臣面议政事。东阳与首辅刘健等竭心献纳,时政阙失必尽言极谏。东阳工古文,阁中疏草多属之。疏出,天下传诵。明年,与刘健、谢迁同受顾命。  武宗立,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刘瑾入司礼,东阳与健、迁即日辞位。中旨去健、迁,而东阳独留。耻之,再疏恳请,不许。初,健、迁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故独留。健、迁濒行,东阳祖饯泣下。健正色曰:“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东阳默然。  瑾既得志,务摧抑缙绅。而焦芳入阁助之虐,老臣、忠直士放逐殆尽。东阳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祸。而焦芳嫉其位己上,日夕构之瑾。先是,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既成,瑾令人摘笔画小疵,除誊录官数人名,欲因以及东阳。东阳大窘,属芳与张彩为解,乃已。  瑾凶暴日甚,无所不讪侮,于东阳犹阳礼敬。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尚宝卿崔璿、副使姚祥、郎中张玮以违制乘肩舆,从者妄索驿马,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彧以核边饷失瑾意,皆荷重校几死。东阳力救,璿等谪戍,奎、彧释为民。  三年六月壬辰,朝退,有遗匿名书于御道数瑾罪者,诏百官悉跪奉天门外。顷之,执庶僚三百余人下诏狱。次日,东阳等力救,会瑾亦廉知其同类所为,众获宥。后数日,东阳疏言宽恤数事,章下所司。既而户部覆奏,言粮草亏折,自有专司,巡抚官总领大纲,宜从轻减。瑾大怒,矫旨诘责数百言,中外骇叹。瑾患盗贼日滋,欲戍其家属并邻里及为之囊橐者。或自陈获盗七十人,所司欲以新例从事。东阳言,如是则百年之案皆可追论也,乃免。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侍郎罗?上书劝其早退,至请削门生籍。东阳得书,俯首长叹而已。  焦芳既与中人为一,王鏊虽持正,不能与瑾抗,东阳乃援杨廷和共事,差倚以自强。已而鏊辞位,代者刘宇、曹元皆瑾党,东阳势益孤。东阳前已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后瑾欲加芳官,诏东阳食正一品禄。四年五月,《孝宗实录》成,编纂诸臣当序迁,所司援《会典》故事。诏以刘健等前纂修《会典》多糜费,皆夺升职,东阳亦坐降俸。居数日,乃以《实录》功复之。  五年春,久旱,下诏恤刑。东阳等因上诏书所未及者数条,帝悉从之。而法司畏瑾,减死者止二人。其秋,瑾诛,东阳乃上疏自列曰:“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递出誊黄,逼令落橐,真假混淆,无从别白。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理宜黜罢。”帝慰留之。  寘鐇平,加特进左柱国,廕一子尚宝司丞,为御史张芹所劾。帝怒,夺芹俸。东阳亦乞休辞廕,不许。时焦芳、曹元已罢,而刘忠、梁储入,政事一新。然张永、魏彬、马永成、谷大用等犹用事,帝嬉游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又议大兴豹房之役,建寺观禁中。东阳等忧之,前后上章切谏,不报。七年,东阳等以京师及山西、陕西、云南、福建相继地震,而帝讲筵不举,视朝久旷,宗社祭享不亲,禁门出入无度,谷大用仍开西厂,屡上疏极谏,帝亦终不听。  九载秩满,兼支大学士俸。河南贼平,廕子世锦衣千户。再疏力辞,改廕六品文官。其冬,帝欲调宣府军三千入卫,而以京军更番戍边。东阳等力持不可,大臣、台谏皆以为言。中官旁午索草敕,帝坐乾清宫门趣之,东阳等终不奉诏。明日竟出内降行之,江彬等遂以边兵入豹房矣。东阳以老疾乞休,前后章数上,至是始许。赐敕、给廪隶如故事。又四年卒,年七十。赠太师,谥文正。  东阳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时,常饮酒至夜深,父不就寝,忍寒待其归,自此终身不夜饮于外。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隶书,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既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其风操如此。  王鏊,字济之,吴人。父琬,光化知县。鏊年十六,随父读书,国子监诸生争传诵其文。侍郎叶盛、提学御史陈选奇之,称为天下士。成化十年乡试,明年会试,俱第一。廷试第三,授编修。杜门读书,避远权势。  弘治初,迁侍讲学士,充讲官。中贵李广导帝游西苑,鏊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田,反复规切,帝为动容。讲罢,谓广曰:“讲官指若曹耳。”寿宁侯张峦故与鏊有连,及峦贵,鏊绝不与通。东宫出阁,大臣请选正人为宫僚,鏊以本官兼谕德。寻转少詹事,擢吏部右侍郎。  尝奏陈边计,略言:“昨火筛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宁,而缘边诸将皆婴城守,无一人敢当其锋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窃谓今日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幸乱政,功罪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边圉空虚,深可畏也。比年边将失律,往往令戴罪杀贼。副总兵姚信拥兵不进,亦得逃罪。此人心所以日懈,士气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奋乾刚,时召大臣,咨询边将勇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专主将之权。起致仕尚书秦纮为总制,节制诸边,提督右都御史史琳坐镇京营,遥为声援。厚恤沿边死事之家,召募边方骁勇之士,用间以携其部曲。分兵掩击,出奇制胜,寇必不敢长驱深入。”从之。又言:“宜仿前代制科,如博学宏词之类,以收异材。六年一举,尤异者授以清要之职,有官者加秩。数年之后,士类濯磨,必以通经学古为高,脱去謏闻之陋。”时不能用。寻以父忧归。  正德元年四月起左侍郎,与韩文诸大臣请诛刘瑾等“八党”。俄瑾入司礼,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去,内阁止李东阳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议独推鏊。瑾迫公论,命以本官兼学士与芳同入内阁。逾月,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明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景帝汪后薨,疑其礼。鏊曰:“妃废不以罪,宜复故号,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辍朝,致祭如制。宪宗废后吴氏之丧,瑾议欲焚之以灭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薄也。”从之。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几死。鏊谓瑾曰:“士可杀,不可辱。今辱且杀之,吾尚何颜居此。”李东阳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衔尚书韩文,必欲杀之,又欲以他事中健、迁,鏊前后力救得免。或恶杨一清于瑾,谓筑边墙糜费。鏊争曰:“一清为国修边,安得以功为罪。”瑾怒刘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变罪死。鏊争曰:“岑猛但迁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变?”时中外大权悉归瑾,鏊初开诚与言,间听纳。而芳专媕阿,瑾横弥甚,祸流缙神。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许之。赐玺书、乘传、有司给廪隶,咸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荐不起。  世宗即位,遣行人存问。鏊疏谢,因上讲学、亲政二篇。帝优诏报闻,官一子中书舍人。嘉靖三年复诏有司存问。未几卒,年七十五。赠太傅,谥文恪。  鏊博学有识鉴,文章尔雅,议论明畅。晚著《性善论》一篇,王守仁见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尽也。”少善制举义,后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  刘忠,字司直,陈留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弘治四年,《宪宗实录》成,迁侍讲,直经筵,寻兼侍东宫讲读。又九年进侍读学士。  武宗即位,以宫寮擢学士,掌翰林院,仍直经筵。正德二年,刘瑾用事,日导帝游戏,乱祖宗旧章。忠上言戒逸游、崇正学数事。已,因进讲与杨廷和傅经义,规帝阙失,而指斥近幸尤切。帝谓瑾曰:“经筵,讲书耳,浮词何为?”瑾素恶两人,因讽吏部尚书许进出之南京。南京诸部惟右侍郎一人,进特请用为礼部左侍郎。命下,外议籍籍,进患之,甫两月,即擢忠本部尚书。其冬,就改吏部。时留都一御史,素骄横;一郎中,张彩所昵也,秩满,皆署下考。疾吏胥诡名寄籍,督诸曹核汰千人。大计京官,所黜多于前。又疏请不时纠劾,以示劝惩,无待六年考黜。诏可之。忠在南京正直有风采。然是时,瑾方以严苛折辱士大夫,而忠操绳墨待下,纠劾过峻。时论遂谓忠附会瑾意,颇归怨焉。  五年二月改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专典制诏。两疏乞休,不报。瑾诛,以本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甫数日,以平宁夏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故事,阁臣加官无遽至三孤者。忠无功骤得,不自安,连疏固辞,不许。瑾虽诛,张永、魏彬辈擅政,大臣复争与交欢,忠独无所顾。永尝遣廖鹏谒忠,忠仆隶遇之,又却其馈,由是与永辈左。前后乞休疏七八上,皆慰留。明年命典会试。甫毕,帝以试录文义多舛,召李东阳示之。忠知为中官所掎,乞省墓。诏乘传还。抵家,再上章乞致仕,报许。给月廪、岁隶终其身。  世宗即位,屡荐不起。遣行人存问,忠奏谢,因有所献纳,帝褒其忠爱。嘉靖二年卒,年七十二。赠太保,谥文肃。  赞曰:徐溥以宽厚著,邱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阉竖乱政,秉义固诤。志虽不就,而刚严之节始终不渝。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彭、商,后称刘、谢,庶乎以道事君者欤。李东阳以依违蒙诟,然善类赖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王鏊、刘忠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诚明去就之节,乌能委蛇俯仰以为容悦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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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第七十二-明史

列传第七十二 ○周洪谟杨守陈弟守阯子茂元茂仁张元祯陈音傅瀚张昇吴宽傅珪刘春吴俨顾清刘瑞 周洪谟,字尧弼,长宁人。正统十年,进士及第。授编修。博闻强记,善文词,熟国朝